《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下文统一简称为《乌合之众》）是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乌合之众》被专家学者们公认为目前已知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古斯塔夫·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以一个心理医生的视角，解剖人类内心中隐藏的心理毒瘤。于是这本连他自己都没太在意的书在1895年出版后，居然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疯狂地传播着，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直至今日，这本著作依旧深深影响着当代社会，冲击着我们的内心世界。
不知是因为笔者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从小接受着社会主义思想，还是阅历尚浅，以致于无法理解书中的某些内容。初次翻阅此书时，感觉作者的言论就像一把锐利无比的长矛，直击内心，文中充斥着“不得不克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可能”“疯狂的愤怒”等一系列侵略性很强的字眼，对于崇尚“中庸”思想、凡是不说绝对的中华民族而言，似乎如此不可理喻和蛮不讲理。但慢慢沉浸于此书当中，又时时刻刻感受着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总是“一派胡言”。或许是习惯了戴着面具面对一切，当有人试图粗鲁的摘下你的面具时，会恼羞成怒，会气急败坏，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一顿。无论如何，笔者在内心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读完了此书，没有了初读的不解和不屑，也没有完全的认可。谨以此报告记录下感想，或许不知所言。
勒庞生于法国，成长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总是会由思想的大变革而起，并由思想的变革引导着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革时期，又会再次催生思想的爆发。勒庞诚然属于后者，他在巴黎学习医学，1866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了数本有关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尽管他有广泛的联系和庞大的科研计划，但他强烈的愿望却从未实现过。大学的大门甚至科学院的大门都一直对他紧闭着。勒庞就这样被排斥在正式的圈子之外。或许正因为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圈子之外，勒庞作为一个“旁观者”看透了这些“圈子”，或者说是这些“群体”的丑陋和肮脏之处。又或许是因为如此，勒庞丝毫不掩饰对这些“群体”的反感和厌恶，他将内心感受化作锐利的文字，试图刺穿这些“群体”光鲜面具下的丑陋，他的文字充斥着不加掩饰的侵略性与破坏性。
勒庞在文中指出，“不同的原因决定了群体所特有的，而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这些特征的外在表现。首先，组成群体的个人，仅仅从数量上考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感觉让他屈从于自己的某些本能，而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不得不克制这些本能。他忍不住产生这样的考量：由于群体是匿名的，因而无须承担责任，于是，一直约束着个人的那种责任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对此观点是赞成的。拿中国历史而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正是这种“群体力量不可战胜”的思想控制着当时的人民。领导人过分相信“人多力量大”的观点，认为只要人多并团结起来，三年即可赶英、十年即可超美，在领导人的号召下，民众对于群体的力量深信不疑，“浮夸风”“放卫星”充斥着整个国家，“亩产万斤”已是平常，“母猪赛大象”也不是传说。在这个以全国人民为每个个体的群体里，没有人会考虑科学，没有人会静下心来想一想是否存在可供全社人吃一年的母猪。或者说，有人会想，但不敢说，正如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所言，在一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群里中，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浪潮当中。结果，这场有些莫名其妙的大运动几乎使建国后几年的建设成果付之东流。放至现代社会，“中国式过马路”便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并不敢闯红灯，即使他很赶时间很想闯过去，但个体力量的渺小会让他克制这个想法。但当数量增加，当身边的人都想闯红灯，他们便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都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法不责众”的思想下，一直约束着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感便消失了，他们无所畏惧的行走在红灯之下。
《乌合之众》读后感（下）
“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一个孤立的个体清楚地知道，他独自一人不可能火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有这样做的诱惑，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抵制这种诱惑。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所赋予的力量，让他萌生杀人越货的念头就足以使他立即屈从于这样的诱惑。意料之外的障碍将被疯狂的愤怒所摧毁。”这是勒庞对群体作案的认识，如前文所言，群体相对于个体而言无疑是力量的巨增。但当不可能的概念消失，当不可能变成可能，究竟是好是坏？笔者认为，作者勒庞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中的消极影响，但直接否定了其积极影响，人多势众所赋予的力量并不只是会产生杀人越货的念头，意料之外的障碍也许本就应该被摧毁。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能够迫使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靠的就是群体的力量。武器落后、后勤跟不上，除了人数上的优势，解放军一无所有。可以说，在当时各国的眼中，中国对战美国就如同螳臂当车，结果不言而喻。但正是因为群体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才有美国在对外战争中的第一次败北。
19世纪70年代的巴黎公社时期，发生了“巴黎围城”事件，顶楼的一缕烛光被看作是发给围城者的信号，尽管只需片刻思考就能知道，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根本看不到这烛光。勒庞这样评述此事中的群体心理“群体永远徘徊于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准备屈服于一切暗示，拥有不受理性影响的生命所特有的一切狂暴情绪，它们丧失了一切批评能力，除了极度轻信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勒庞认为群体具有易受暗示和轻信的特点。由巴黎围城，笔者想到了我国三国时期的“空城计”，面对魏国大军，孔明不慌不忙的走上城楼，抚上长琴，并吩咐下人大开城门，拿上扫帚在城门口清扫。面对此景，赶来的魏国大军停在了城门口，精于算计的司马懿望着身后的大军和城楼上淡定的孔明，选择了撤退。我们将司马懿领导的魏国大军看做一个群体，便不难发现这个群体对司马懿的影响。司马懿的指示决定着数万大军的生死，所以此时此刻他丧失了理性的思考能力，除了极度轻信外别无选择。如果城内藏有蜀国伏兵，魏军攻入城内就可能全军覆没，即便那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司马懿也要选择相信，纵然那城内只有两千老弱病残。
勒庞在文中还表示“历史作品必须被认为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一些观察得很不准确的事实所作的凭空想象的记述，同时伴随着一些解释，作为思考的结果，写这样的书完全是浪费时间。倘若过去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纪念碑式的作品，我们对过去时代的真实情况将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伟大人物，比如赫拉克勒斯、佛陀或穆罕默德，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十之八九一句都没有。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真实生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知道的是，通俗传说如何表现我们的伟大人物。在群体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正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实际上的英雄。”对于此处，笔者认为作者实则有些将传说与历史混为一谈。诚然历史中的记录，很多都不是其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但将其定义为“纯粹想象的产物”便是过于偏激了，距今两三千年甚至更远的时期，很多历史的了解都必须来自史料记载，当然还有其考古研究。对于几千年前的历史研究，无法过于苛求其真实，但并非因为真实无法得到保证这段历史便毫无意义，其艺术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则是意义所在。而距今较近的几百年前，历史作品的真实性便是第一要务，如果真实性欠妥，说其毫无意义也无可厚非。至于作者文中提到的“传说”，笔者认为那确实不算真正的历史，也正因如此，纯粹想象的产物又如何可被称为“历史作品”？
作者在文中最后说道，“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或许这就是《乌合之众》的当代意义所在，纵然书中有些言论看来过于偏激，却不影响其文学地位。盲从中带点理性，迷信时带点怀疑，这是对社会所有“群体”的告诫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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