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的物种起源》读书笔记
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这“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口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据说最好的狗，对主人最柔媚，永远夹着尾巴做狗，对不是主子的人毫无情面，不管高矮胖瘦、黑白妍媸，一概作势欲啮。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那还好办。但并不是这样，而且养狗的人也很多，走在这些人之间，犬牙交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该怕人，还是该怕狗。
喜欢狗的形貌，不妨算是人情之常，我不敢非议；喜欢狗德，在我看来，就有点不同寻常。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话，可见爱狗的人，对狗也是看不起的，至于赫胥黎声称愿意做达尔文的斗犬，齐白石有一方印上刻着“青藤门下走狗”，不过是打比方而已。
一次在中学，手指被擦掉了一小块皮，我把它包起来，带回家给猫吃，我认为它有权尝尝人的味道。身为人类，我自然要考虑自已的安全，曾有一只猫不停地长大身体，我就很忧虑，怕它会长得像老虎那样大，然后把我吃掉。不过后来它跑丢了，我松了一口气。听说有养虎豹的人，我到动物园里看过猫科动物，觉得还是不动此想为好，因为我不相信它们会真正被驯服，这就是我喜欢它们的最主要的原因。
受苦是完善道德的必经之路。受的苦越可怕，她就有希望成为好人，好人都是哭出来的，谁要是多笑几声，顶多也就是个一般人。
古书上常有的记载是，哪里哪里出了好人，整个乡里都受了教化，坏人感悟自革，民风好得不得了，多少年都没有争讼。我根本不信这样的描述。所谓民风好，就是不打架，或“不争”，这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实现，第一种是公正，不用争，第二种是暴力，不敢争，第三种就是有人退让，你要我的房子吗？拿去好了；你要我的地吗？拿去好了。于是相安无事。这种好人乡的政治，在我看来，并没有实际的长进，说不定还要更坏些。
几千年前出了几个好君王，人们叹了几千年的气：瞧，都是人不好，如果尽是这样的好人，岂不天下大治？几百年前出了几个好官，几百年后还有人叹气：瞧，都是人不好，如果尽是这样的好人，岂不天下大治？每年都出若干好人，每年都有人在我们耳边叹气。我说的这种好人，越是糟糕的社会越多，越是糊糕的制度越需要。如果社会不那么糟糕，就用不着好人来做牺牲；如果制度不那么糟糕，也用不着好人来转移视线。其实古代的治人者也不都是傻子，也知道表彰—个好人，大家就顺风而化的事是没有的，但还是不停地表彰，因为还有另一种目的。比如我把国家管得一塌糊涂，人们吃不饱或吃不好，这时有好人出现，把自己主动饿死，那些叫嚷肚子饿的人，就会惭愧，好像肚子饿，或者饿而难受是一件坏事。通过学习，和这样的好人一比照，所有尚未饿死的人，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有一个好教师，椅子断了一条腿，就绑一截木棍，大家都喷喷赞叹，都忘了问一句为什么教师连把像样的椅子都用不起。当然，这里面需要一种风气作基础，就是大家都认为人都应该在道德上走到最高点。
—个社会，制度如果一塌糊涂，就会拿道德来顶缸。
为什么我们的传统，不是鼓励人追求快乐，而总是鼓励人受苦。民谚说“好人常受苦”，我们看从古到今的好人，活得高高兴兴的果然数不出几个，其他都是些个境遇悲惨的人，有的干脆就死于非命，如果一个人平素受苦不够，要成为道德的楷模，更是非死不可。我们似乎认为，受苦是完善道德的必经之路，受的苦越可怕，就越有希望成为好人，好人都是哭出来的，谁要是多笑几声，顶多也就是个一般人。翻开圣贤们的书，有两类话最常见，一类是怎样给别人树造麻烦，另—类是怎样忍受苦难。你要在里面找如何活得快乐，根本就找不着，除非是一些受苦就是快乐之类的话。好像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苦，受的苦越多，就越有机会做好人。有一种论点说，让那些坏人去坏吧，别看他们吃得好住得好，把该是我们的都拿走了，但他们或者要下地狱，或者在道德上失败了，而在道德上失败，在我们的传统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只是好人才觉得可怕。而道德上的胜利者们只好继续受苦，从受苦走向受苦，从道德上的胜利走向道德上的胜利，别的方面却都失败。
要抢劫一两个人是很难的，一定要找一大堆人，才好下手，如果对方不是30多人，而是300多人，那就更妙，因为300多人，较之30多人，彼此间的张望、提防、算计、等待和幻想，一定也多上十倍。
我对两种事缺乏耐心，一是不可理喻的愚蠢，二是不可思议的怯懦。
近年爱国的中国人爱挂在嘴边的一件事，是说几个日本兵可以赶得一个几百人的村子鸡飞狗跳，甚至可以把村民们集合起来枪毙。论者从这种事里得出了一些有关民族性的结论，那些结论或者深刻得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或者肤浅得超出我的理解能力。在我看来，这种事和民族性没什么关系，如果非得和什么性有关的话，那也只和人性有关。我相信，换了中国兵到了日本村庄，也一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样可以吆吆暍喝地如人无人之境，而那些数量上占上风的人，只会射出“愤怒的目光”，或者牢记什么仇什么的，如果还能活着记得的话。
从先前的集体性怯懦，到后来的集体性狂暴，古往今来，大事小事，不知演出了多少遍。从群羊到暴民本只有那么一点距离，而暴民总是向无力反抗的人去显示自己的豪勇，以掩饰其怯懦。
以他们的能力，要抢劫一两个人是很难的，一定要找一大堆人，才好下手，如果对方不是30多人，而是300多人，那就更妙，因为300多人，较之30多人，彼此间的张望、提防、算计、等待和幻想，一定也多上十倍。当然最好还是做大人物，有机会把更多的人集合起来，几百万，几千万，或者几亿人，那么无论他要对这些人做什么，都更好办了。
那时只教人做英雄，不教我们做普通人。怎么做普通人，我们一直没学习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代，还在要求学习刘文学。即使没有这种号召，读了课文，我们也都很眼红，恨不得有这样的做英雄的机会0 1961年，福建出了个张高谦，也是小孩子，抓住一个偷羊的人；1978年，也在四川，13岁的何远刚抓住了一个偷牛草的人；1979年，在河南商丘，二个叫王继秀的12岁小姑娘，抓住一个偷砍桐树的人。这三个孩子都被坏人杀死了。抓过小偷的孩子不少，但成为舆论英雄，十有八九，得要死掉才够格，但这一点，并没有令我们这些小学生气沮。因为在我们的年纪，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怕老师骂，怕父亲打屁股，怕马蜂蜇，就是不怕死。那个时代，全中国的少年儿童，至少有一半梦见过做刘文学，当然不是梦见被人扼死，而是梦见抓住坏人。抓坏人需要相当的运气，因为坏人毕竟只占“5%”，“95%”的好人都憋着抓他们，从概率上说，走运的人不会很多。
那时只教人做英雄，不教我们做普通人。怎么做普通人，我们一直没学习好。1988年，四川出了个赖宁，死于救火，有人议论说，大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小孩子参加救火？其实大人也在救的，但小孩子之救火，难道不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么？在我看来，更有比照意义的，是这么多年来出了无数的见死不救的事以及各种奇怪的事，临事的人，都是大人，而且都是读过《刘文学的故事》的大人，这些人曾被教导做英雄，但后来不想做了，又没学会做普通人，只好做犬儒，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