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无声的25年》一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9年6月19日，介绍一个在江西南昌的三联特殊教育学校二十五年的办学经历。所谓特殊教育学校，那就是教育聋哑儿童的学校，这二十五年，也就是从1994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是改革开放起始以后的二十五年。
今年3月份发表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有全国人口的统计，分别列举了城镇户籍人口和农村人口及农民工的数量统计，但没有统计全国的残疾人口数字及分布情况，其实这也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声的25年》记载：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705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农村残疾人口为6225万人，占全国残疾人口的75.04％。12.95％的农村残疾人家庭户2005年人均收入低于683元。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人口（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591万人，文盲率为43.29％。
这个数字应是官方的数字，此文还称：
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有2780万听力语言障碍残疾人，其中0~6岁的儿童有13.7万，听力残疾每年新增2.3万人。
这二个数字，前者是指所有残疾人口，聋哑人口只是其中一部分，后者只指聋哑人口。从第一个统计数字中，讲到残疾人口在农村的有12.5%家庭乎人均收入在2005年低于683元，那是贫困户中最底层的生活水平，连吃饱穿暖也很困难。这些年扶贫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没有看到在扶贫工作中，如何帮助贫困人口中这一最困难的群体。也许由于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无声的25年》一文，让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方面的严重情况，从《无声的25年》一文中，我也首次了解到聋哑人生活之窘迫。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个学校的教学环境，学生生活环境，饮食环境，其窘迫状况实在令人难以卒读。他们是在粉尘满天飞，不得不关着门窗的教室内上课，他们宿舍的床架是那么破旧，盖的被子是只有两头有一点棉絮，中间空有被单。至于床单之破旧，只要轻轻一扯便会碎掉了。在饮食上，菜肴只有白菜豆腐，而且没有一点油星。学校的场地是租来的，房租的负担很重。这二十五年中，他们这个学校被迫搬过六次家，场地的租金也从每年二万元上升到十万元，学校付不出租金时，还不得不每年分二次付。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学校教学生活条件的艰苦，也显示了学校办学经费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许多孩子一年才能回一次家，家长不来接，让孩子自己乘车回家。聋哑人怎么与人交流呢？只能在孩子手上挂一块牌子，说明联系方式。学校教师要送孩子到汽车站，再打电话通知父母去接孩子，而家长那边往往会说：“这个孩子我们管不了。”孩子从学校毕业以后，多数是回到农村的家，少数城市的孩子待业在家，只有少数人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但他们还是缺乏稳定的工作和相应的社会关系，故他们与整个社会环境处于隔绝的状态。农村的聋哑儿童上学以前在家生活的时候，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帮助家庭放牛，上学时还与牛挥泪而别。有的孩子是家里多余的人，并不欢迎他们回家探亲，回家时，说付了学费，为什么还要回家来吃饭，实际上只是回家探亲一二天，故在孩子心目中，学校比家还亲近。学校招收学生不设门槛，家里特别穷的不收学费或者学费减半，父母在外打工，一年只能回家一天的学生也照样收进学校。
聋哑的孩子生活在学校，是出于封闭的环境中，一旦与社会接触，往往会被骗走，受骗过的毕业生，回校告诉教师，说骗自己的也是聋哑人，说跟他们走，在一起便能吃香喝辣，到那里发现是一个盗窃集团，逼迫和唆使他们去盗窃，如果不去盗窃，便没有饭吃。这样在聋哑人毕业后走上社会之前，要教育他们如何不受骗的本领，为了保障孩子们能正常的走上社会，还要给学生授以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踏上社会时有谋生的手段。教师带他们到工厂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到一个扑克牌厂区，帮助装箱，装一箱有0.5元工资，有学生一天可以装七十箱，相当于厂里有八九年工龄的工人。那个厂的厂长对领学生去劳动的教师说：“你们的学生，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这所学校也受到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也有志愿者到学校来义务劳动，学校也收到爱心人士捐来的许多礼品。江西省有一个《残疾人就业办法》的规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后，可以享受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减负企业所得税，但有的企业收了几个残疾人的名额，并没有安排他们上班，而是让他们呆在家里照发工资，他们依然游离于社会之外，被进一步边缘化了，企业觉得管理聋哑人工作有麻烦，难于沟通。故这个学校的老校长何兴武说：“我们是另类的人。”
在这二十五年里，负责领导和管理这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叫何兴武，他自己也是有听力障碍的人，如今已七十六岁了。学校处于南昌城乡结合部的三层民房，每当学校需要采购物资时，是何兴武自己踩着人力三轮车到菜市场捡剩菜叶，拉高新区的锯木屑，到旧货市场淘学校需要的二手床。何兴武的爱人余希建，退休后加入学校教语文和数学，她也已七十四岁了。学校的许多教师都不拿工资，他们都为着改变聋哑人教育现状而来。校长的儿子何彪也来了，为了帮年迈的父亲办好学校。面对学校经济上的困境，他们都把自己的工资填上了。这所学校鼎盛时期有40多名学生，现在不足当年的一半，有的学生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在另一所聋哑学校，那儿学生也少了很多。
如这样民办的聋哑学校，本来应该是民政系统关心和扶助的对象，从这篇报道来看，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民政系统的影子。扶贫工作我们进行了几年，也取得了世人关注的成绩，但还缺少对聋哑和残疾人群体帮困的记载，这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故看到这篇报道，便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许多公益事业，应由国家来做，这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部分，全国有那么多聋哑人，那么多残疾人，究竟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呢？靠民办，有时难以为继。
与这个群体困境相对应的是，近几年福布斯富豪榜关于中国富豪在榜上排名不断上升，其中也有不少变化。贫富两极的对比，也许是一件非常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我们不妨看一看从2010年到2018年，福布斯富豪榜排行前几名的状况，及其经营行业的状况。
2010年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一名是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以534亿元人民币位列榜首。第二位是百度的李彦宏，财富480亿元，这是一家以互联网搜索为主的企业。第三位是三一集团的梁稳根，以394亿元名列第三。第四名是苏宁电器的张近东，第五名是海普瑞药业的李锂夫妇。第六名是美的集团的何享健。第七名是东方集团的刘永行。第八名是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夫妇。第九名是腾讯的马化腾。第十名是比亚迪的王传福。第十一名是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第十二名是新华都实业集团的陈树发。第十三名是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第十四名是世贸集团的许茂荣。第十五名是美特斯邦威集团的周成建。第十六名是碧桂园的杨惠妍。
在这十六名富豪中，娃哈哈的宗庆后位居榜首，互联网企业有二位，百度的李彦宏居第二位，腾讯的马化腾居第九位，其他互联网企业还排不上号。而房地产行业那时地位也不高，许家印的恒大集团排名第十一，万达的王健林排名第十三，杨惠妍的碧桂园排名第十六，其他都是商业和实业的集团公司。
2011年是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资产超过十亿美元，雄踞榜首。
2012年又是娃哈哈的宗庆后以100亿美元净资产登上榜首。
2013年则是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位居榜首，娃哈哈的宗庆后退居第二，第三名是百度的李彦宏，腾讯的马化腾位居第五，杨惠妍的碧桂园位居第七，马云的阿里巴巴位居第八。
从2013年起，地产商开始出头，互联网除了百度和腾讯之外，阿里巴巴的马云开始露脸了，但排名还在第八位，名次不高。无论如何，这一年是地产和互联网崛起的一年。
201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一名马云以286亿美元雄踞榜首，第二名是百度李彦宏，第三名是腾讯马化腾，第四名是万达王健林，哇哈哈宗庆后退居第六位，京东电商刘强东以71亿美元位居第十位。这一年互联网企业占了前十名的四席，王健林居第四位。
2015年的福布斯排行榜，地产商再度崛起，万达王健林居于榜首，恒大许家印居第八位。而互联网企业马云居第二位，资产达218亿美元。腾讯马化腾居第三位，资产176亿美元。京东刘强东的电商居第九位，资产78亿美元。网易丁磊排在第十位。这样互联网企业有四家位居前十名。
2016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万达王健林仍据榜首，阿里的马云与腾讯的马化腾居第二、三位，网易的丁磊居第五位，百度李彦宏退居第七，恒大许家印则排在第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福布斯富豪榜身家达十亿美元的人数多达400人，而在2010年时只有一位，从总体上讲资本集团的财力有了很大的增长，换一句话说资产阶级的队伍和财富在这六年时间有了很大的扩张。
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也有不少变化。许家印的恒大集团净资产从656亿元，增至2813.5亿元，位居榜首。第二名是马化腾，达到2571亿元。马云的阿里巴巴居第三名，财富达到2561亿元。大连万达王健林以1668亿元退居第四位，他的资产市值是下跌的。碧桂园的杨惠妍居第六位，李彦宏的百度退居第八位，网易的丁磊居第九位。
2018年福布斯在3月6日发布排行榜，中国共有476人上榜，其中26人财富超过100亿美元，15人挤进全球富豪榜前100名。2018年10月25日，福布斯发布400富豪榜，马云的阿里以2384.7亿元人民币，346亿美元雄踞榜首。马化腾的腾讯处第二位，资产2263.2亿元人民币。第三名是许家印的恒大地产，2125.2亿元。第四名是王健林的万达集团，1566亿元。杨惠妍的碧桂园以1179.9亿元居第六位，她的总部在佛山。李彦宏的百度居第八位，有1007亿元资产。丁磊的网易以931.5亿元居第十位。这前十名中，互联网企业占据四席，地产业占据三席。这一年的10月25日的财富榜前十名的财富都存在下降的情况，这与那一年整个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有关。
我们从这八年时间福布斯财富榜的变化来看，前十名始终是互联网巨头与地产巨头占主要地位，以娃哈哈起家的宗庆后则退下来了。毛主席在1956年12月7日的工商联座谈会上，谈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仍然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还说了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这些年的市场经济取向，实际上也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续。市场经济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大资本也在不断重组，如娃哈哈的宗庆后在排行榜上的名次下降，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标志着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电商的发展建立在座商萎缩的基础之上，也反映了这个发展趋势。大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么大量中小微企业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或者叫作中产阶级，这是我们直接面对的实际情况。着许多年市场经济的取向，整个社会的财富确实增加了，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的改善，人们谋生的道路更加宽广，这是其积极的一方面。当然，这些年互联网企业的迅猛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它们积极的贡献，在这些产业部门，中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它们功不可没，对此应当充分肯定。新上任的国资委主任，第一个会见的客人便是马云，提出了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如何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功能推动新发展的要求。所以电商的发展，不能简单地挤压座商，而是如何共同发展的问题。故数字化是推动实体经济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在许多国营经济主导的部门都有不少新的发展，互联网企业应是服务于这个客观的需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先富如何带动后富的问题，这些跃居福布斯富豪榜榜首的几位互联网巨头和地产巨头，在整个脱贫攻坚的战役中也应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前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脱贫任务，《无声的25年》反映的聋哑人和残疾人贫困状况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整个社会层面讲，贫富差距还在扩大，这也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另一个方面。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这以后的历次讲话中，他一直把“共同富裕”的思想贯穿到底，那一年的10月23日，他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中，又重申了上面说的那两条：“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
共同富裕，我们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也讲到：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一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以上这些讲话，都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以找到，从1985年到1992年，邓小平几乎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问题。
上面讲的残疾人与聋哑人之贫困问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产物，它是先天性弱势造成的后果，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生活的保障和改善，不能让他们成为“另类的人”，这是全社会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从福布斯这八年排行榜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富豪们都在财富评比上竞争，忙着如何增长自己的财富，却很少有消息报道他们关注到福利慈善事业，即使美国的富豪，也都做了不少慈善事业，而中国的大富豪们却很少看到在这方面有什么动作。我接触过一些资本集团的公司，虽然他们还排不上福布斯富豪榜，却努力在做慈善事业，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若干年以前曾在我面前抱怨过，其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款项，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到贫困人口身上。那些慈善机构，即使是官办的，如彩票行业，由于经济账目不透明，出现了不少贪污分子。至于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大公司大企业，只看到他们在竞富，没有看到他们在残疾人身上、在农村贫困问题上有什么作为。当然，地区所在省市领导应负主要责任，也要给民政部门一些条件来做好这件事。然而王健林这样的地产大王，为什么不能也来为残疾儿童提供一些经济支持，让他们学习生活的条件稍微改善一点呢？盖了那么多商住楼，、高档住宅，怎么就不能为聋哑学校提供一点帮助呢？这也反映了地产商们缺少作为先富者在帮困问题上应承担责任的心态，主要是有没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如江西南昌哪所三联特殊教育学校，在二十五年中因租用民宅，被迫六次搬家，他们付不起房租的情况，不知道地产商们看到会有没有一点同情之心，多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这方面的困难。至于那些互联网富豪，如马云们，能不能也公开一些他们在慈善事业上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有没有实际效果，也许他们对此根本无动于衷。我没有仇富心理，只是想提醒一下他们应当有社会责任感，这里有一个怎么看待邓小平反复讲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带动贫困人口来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国家在大力扶贫时，不知马云们有没有想到要做点什么。一味在富豪榜上竞争，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品格，至于说什么能参加“九九六”是一种幸福，只有马云说得出，明明是残酷地摧残工人健康和生命的行为，却反而以此自豪，我不知道这与夏洛克有多少区别。2015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论文，对来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50万人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与每周工作35-40小时以内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平均要高13%，中风的风险平均要高33%。此前一年，英国伦敦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米卡·科成马克，也在《柳叶刀》的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上发表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且从事体力劳动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职业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比时长较少的同行要高30%（以上资料转引自6月6日《南方周末》B12）。从为人和做好企业将，多一点与人为善之心，这也是起码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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