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使之有儿童化和老年化的二重性，唯独没有青春化的位置： “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养’,只是养一个不开展的‘身’,因此,‘身体化’倾向具有‘儿童化’的内容。中国人一代对一代的‘教’,则是教其如何在关系中去‘做人’,而这种‘人情化’的倾向,却使一个人过于早熟地想要‘安身立命’以及变得老于世故,因此,遂具有了‘老年化’的内容。 ”孙隆基接住写道：“因此,中国人称呼人,不是‘小张’‘小李’‘小孙’,便是‘老张’‘老李’‘老孙’。”（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p185）
在中国，一个人被如何称呼是有看不见的规则的。如果张某叫李某“小李”，那表示李某比张某小，这个“小”并不只是指年龄小，也许还意味着在工作单位资历也比张某浅，甚至于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资格。因此这个“小”是成人对孩子关系，某种意义上张某可以控制或支配李某。“小”多少具有把对方视为儿童化的倾向，对方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表明张某与李某不是平等关系。反过来，李某不能称张某“老张”，而要称“张老师”。只有与张某年龄资历相当的人才能称张某“老张”，称“老张”意味着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有趣的是，与李某年龄资历相当的也不会称李某“小李”，往往直呼其名，当然也不会称“老李”，这也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当然李某有一天也许会被称为“老李”，可以称别的年轻人“小X”了，因为他“老年化”了。如果李某能长寿，资历又深，到了德高望重的年龄，会得到一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称呼“李老”，意味着有指点其他“老X”的资格了。在小的方面还有个称呼——“小李子”，那是长辈对一些天真可爱的晚辈的称呼，有点亲切的意味。孙隆基指出，中国人在一个自己人圈子里，必须明确二人关系，即亲疏有别、老幼有序、尊卑有等，否则就无法以”礼“交往。所以，中国这个二人关系必须时时处处被清晰标明，使每个人明白与另一个人在二人关系中的定位。像西方那样男称某先生和女称某女士是不行，必需得在姓上加上表明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的称呼如“老”、“小”，或者加上职务如“X局长”、“X主任”、”X经理“等。至于“亲疏有别”，中国就发明了世界上最复杂的亲戚称呼系统。除了核心家庭的人以外，九族五服的亲戚都有明确的称呼，甚至旁系表亲姻亲也有表明其关系的称呼。中国亲戚称呼之多可能在世界各文明中堪称第一，多到普通人都弄不清楚，有热心者还做了亲戚计算器软件，方便人们找到各个亲戚的称呼。中国发明了如此复杂的亲戚称呼系统源于文化深层结构的法则。孙隆基认为这一现象正是”二人关系“这一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表层文化，亲戚称呼就是二人关系的定位。这让我联想到军队的军衔制。在战争中谁有指挥权，谁听谁的命令是军队作战的基本保证。在战斗中，如果部队被打散，建制被冲乱，聚在一起的军人不需要协商就会自动会听从军衔最高的人的指挥。这就是军衔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亲戚称呼也有类似功能。当你面对一个亲戚时，在你叫出他的称呼时，你与他亲疏远近，谁尊谁高就一清二楚了，你就知道如何与他打交道了。这是中国文化以”二人关系“定义人这一文化法则决定的，每个人必须在”君臣、父子、夫妻“这些二人关系明确后才知道如何做人。按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自我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自我必须与”他“发生关系后才有意义。而且，所有这些”二人“关系都是垂直化的，必需是上下、尊卑关系，用古语讲就是亲疏有别、老幼有序、尊卑有等。因此，我们被塑造为一个处于各种垂直化关系中的人，我们也用垂直化关系来看所有人，我们按照垂直化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平面关系产生平等关系）来待人接物。正由于此，我们也是一生都在爬垂直关系链的人。出了亲戚圈，朋友圈子要称兄道弟，俗话叫拉兄弟伙。同校学习的圈子称学长、学弟、学姐、学妹。手艺人在师父下有师兄师弟等。每个人打上垂直关系的烙印，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必须纳入垂直化关系。
在古代，只有皇帝是在二人关系之外，他自称孤家、寡人，处于所有垂直链的最顶端。在现代，”同志“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通用称呼，这是中国曾经使用过的平等的、具有平面化关系的称呼。但今天，使用一个水平化关系称呼某人就是见外了，表示这人不是朋友圈的人，就是公事公办的关系。但这也不是一种平等关系，它意味着一种冷漠的、生人之间的无谓联系，根本无需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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