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传》读后感
有感于俾斯麦的信函。
一、在德国人艾密尔·鲁特维克的《俾斯麦传》中看到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来自是俾斯麦成为普鲁士的宰相时的前个月，他写给莫特利的信，他在信中说：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议会，我不得不听那些稚气和情绪激昂的政客说的一些很怪异的傻话……普鲁士是不能让这群只会空谈的人来治理的。对于这些缺乏灵气却生活过于舒适的人，我们必须加以抵制。他们生性愚蠢，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自大狂妄……不过用‘愚’来形容可能略失恰当。因为他们受过德意志大学教育，聪明，也懂些知识，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很了解，这就好像我们还是学生时——我们那时懂的其实比制度还多。他们就像孩子不懂世事一样不了解外国政治。当他们通过议会聚集起来讨论其他事情事时，他们也就都成了孩子。”
二、对世事和时局如此洞悉之人，成了执掌普鲁士的宰相，他自然能将生平抱负付诸实施。清初的顾炎武也能洞明世事，平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对“明心见性、超凡脱俗”的宋明心学嗤之以鼻。但这个清醒之人，只能在野著书立说，无法施政济世。哪怕到了岌岌可危的晚清，朝廷充斥的还是高谈阔论的“清谈之士”。再后面，就算出了更明智的曾纪泽和郭嵩涛，也同样逃脱不了被排挤嘲讽的命运。
其中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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