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最高追求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在相对和平的现代,寻找个人价值认同的过程相对容易,我难以想象混乱的时代连展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机会都是奢侈的。但这种时代真是存在过: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
我想,可能大多数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在乱世中形成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只有在乱世才会有人没有机会证明自己,而如果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价值,那么就是满足了他们最高尚的欲求,他们定愿为贵人、伯乐做牛做马,甚至奉献出生命,那个时代在人情方面和现在相比,是多么可爱呀。现代社会欺骗和背叛屡见不鲜,珍贵的知己难寻。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找不到愿为“恩情”拼命的人了。
但我并不认可所有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因为我觉得,做正确的事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和神圣,如果事情本身性质错误,那么将事情做得越正确就越谬误,比如聂政刺侠累看似是一次成功的刺杀,可聂政自己却家破人亡,荆轲刺秦王也加速了燕国的毁灭。
如果燕太子丹听从鞠武所说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灭口。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燕或许就可战胜秦国,即使无法战胜也可存活较长时间,可丹采用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的刺杀秦王,就国家利益而言,这不仅不会得到收益,反而会招来秦国的报复,还损失了两个人才,那么,这么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导致的呢?让我们来分析燕太子丹的初衷是什么?“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引用原文后,需要转述原文为白话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太子丹的初衷就是报一己的私仇,他仅为一己之私而动用大量财力、物力行刺秦王,最终将国家推向灭亡。象太子丹这种人,他的行为看似仗义,可就整体来看,却处处纰漏,比如收留樊於期,我第一次也被丹的“善”所撼动,可长远考虑还是那句话:这除了招来秦国的怨恨还有何用?象这样的冒险的行为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丹的人品也是值得怀疑的,丹对鞠武所说的是私人恩怨,而对田光所说的是:“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将歪理说得名正言顺。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客。是值得尊敬的“正人君子”他反抗秦国深恶痛绝的掳掠,直至人头点地。
我个人认为在刺客中值得称许得是曹沫,他即没有伤害他人的肉体也没有残身苦行,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大患。
我也不能对刺客的意义过多妄加评论,他们没有降福于大多数人,可却得到了自我实现,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那样的时代塑造出那样的规则,让他们只知道把事情做正确。我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庆幸,因为我可以通过正常的求学、升学实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