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司马相如,钦佩命数不佳的李广,不喜欢出使西域的张骞,轻视外戚的卫青霍去病将军。司马家发迹史上可以看出来,最初也是从武得到的荣荫,到了汉高祖后,才开始有了文职的官衔,在家族的价值观里,误以为战场上得到的显赫只能是开始,想要实现阶级的变迁,还是得依靠天命和权谋;
父亲司马谈有个宏大的愿景,希望穷极一生有一部《春秋》一般的巨制,可惜司马谈长袖善舞运筹官场,最终无法如意,所幸把儿子送上了太史令的高位。司马迁文采斐然,子承父业,倒也顺理成章。司马迁不喜欢任何那个时代在战场上成功厮杀的将军们,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军事大才,在司马迁的定义中就是外戚。猜想有两个缘故,首先是李广老将军的生不逢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在卫青麾下的“迷路”,命运同样不被眷顾的司马迁,心中认为,李广老将军比卫青霍去病更值得在军事上得到尊重。可见司马迁写的历史中,他为了史书能够问世,隐忍内心最深处对不公的无奈,让他也潜意识的驱赶那些深受汉武帝青睐的人。同样的还有后世推崇张骞,那个通过几十年治理才达到的富庶国境,却损耗无数来支持探寻西域,这一切,都得益于张骞们不断的出使来回和喜报催生了无数的财政负担。被盛赞的西域活动在司马迁的心中也没有渲染出更多的祖国豪情。史料记载,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时候其实已经四十七岁高龄了,按理之前卫青霍去病的评说应该是足够的客观,可翻开史记,却能发现有些许尊重,但是可能并不那么诚心诚意。这些有悖于我们理念中的价值评判,可见并不是司马迁因为遭受了史记而造成的心理阴影。司马迁在成为太史公之前,公费游历了当时的江河,不难想象,他看到的和后来他写的可能更多的是他了解的民心以及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门第即使不够森严,卫子夫的身份也让世家和门阀们为汉朝蒙羞,后续卫青的显赫战功又使得卫子夫的地位牢不可破,这其实并不是表面遵奉儒家的汉朝子弟所喜欢的。另外李陵事件,有人说是因为妻子娘家与李家的渊源颇深,也有人说是司马迁不愿清流蒙冤,但是言官史官在老年的汉武帝看来,本就新生嫌隙,多疑的帝王缺的只不过是一次机会给予重击。所以史记不止是汉武帝想看的史记,其实是司马迁这样的汉代人写的史书,有喜好厌恶,但是也最大化的遵循了汉武帝的喜好。
今日的我们看这本书,不过是不幸者所见所闻和对幸运儿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