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第九个年头,外有日本侵略者的猛烈攻势,内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对中国共产党心怀叵测,虎视眈眈。当时的社会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进闷葫芦里了。”中国共产党可谓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腹背受敌。毛泽东同志没有被敌人的声势吓倒,他把这本书连载于延安《中国文化》的杂志上,为百姓增加红色读物之余,又指出了在混沌的局势下中国的走向。
本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又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首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苏联成功地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仿照苏联,为什么呢?“照抄是很危险的。”这同样是毛泽东的思想,一个国家行得通的事,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行得通。
毛主席分析中国的历史特点,“自周秦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使在列强入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后,它仍旧残存着封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些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就是接下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需要革除的。并由此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尤其是注意到农民阶级的力量这件事,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国情的独到见解之一。马克思在完成《共产党宣言》这一共产主义纲领时,只强调了工人力量,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工人,这是因为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中,工人的数量远超农民。
而中国不同,它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或者说在工业革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时候,清政府还处于闭目塞听的闭关锁国状态。更不用说在清政府的封建主义刚被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也不过三十多年,中国尚未拥有大量工业,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是与马克思所处欧洲的环境大不相同的。
毛主席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没有机械地硬套马克思的理论,并以此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即工农联合,这自然不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好继承和发扬,而这种举例事例具体分析,实践出真知的精神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接下来,毛主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等作出了规划。
政治上,举出世界上三种国家体制: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第三种就是作者比较看好在像中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采取的过渡国家形式,而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抗日统一战线”、“几个革命阶级联合”,各种阶级摒弃前嫌,大家联起手来抗击外敌。也就是说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与群体,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什么阶级不能被联合呢?便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各国取得彻底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法坚定不移地同工农站在统一战线抗击外敌,且同农村中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也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藕断丝连,“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他们这种“随风倒”、“耍两面派”的作风让他们虚伪和软弱彻底暴露在人民面前,也更说明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获取人民的信任,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击退外敌取得胜利。
经济上,谈了国有企业与平均地权,由国家来建立企业工厂,以此来节制资本,压制资本主义,使其“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但为了发展中国当时尚且一穷二白的经济,不得不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企业发展。平均地权则更好理解,便是“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它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集中体现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以这种方法,便消灭了长期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
作者:胡子轩 十一学校高一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