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龙也有困渊时》读后感
杨忠义
前几日，河北老作家李克灵给我发来一部中篇作品，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不是标题《霸龙也有困渊时》，而是标题下括号内几个字——非虚构创作。心想，克灵已是古稀之年，老作家挺赶时髦，看来是不断学习，与时俱进，宝刀不老，可贵可赞！
克灵这篇作品，先不论其内容和艺术性如何，窃以为，其意义其价值在于“非虚构创作”那五个字，它一亮相如同一石投水，定会掀起波澜，惊骇文艺界至少是燕赵文坛。这使我预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小说《省委第一书记》《日全食》曾经带来的轰动效应又“卷土重来”。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克灵足够聪明，又在自己搭台，让大家唱戏，引观众围观，他却躲在后台偷着乐。
非虚构写作，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文学领域，新中国40年间几乎无人提及。改革开放后，西风悄然吹来，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专栏，这一舶来品正式登陆中国文学港岸，初现时给人模糊的面貌，不知是神是鬼是人，连权威刊物《人民文学》也说：“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概念划出界限”，但《人民文学》却委婉地写道：“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学秩序，文学性正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表现出其宽容性、开放性和潜在的导向性。
处于改革创新时代潮流中的中国，任何舶来品都有追捧者和跟随者，在文艺界杂噪不同的声音中，“非虚构写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逐渐有人把它归结为内容真实性、表达文学性、形式叙事性，浸入式采访与体裁边缘性五个特点，其要点是“以现实元素及背景为创作核心的文学创作”， “当下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都被称为非虚构文学创作”“新的文学可能性”“第四类写作”等等。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为代表的人物和作品逐渐走红。随着“非虚构写作”声誉日隆，不可避免地与传统纪实文学——例如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新闻调查等——发生冲突，争夺读者。
2020年，终于有人站出来发声，这人并非等闲之辈，是近些年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他就是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丁晓平。晓平也是我的文友，小我二十多岁，原来是我们部队一名干事、业余作者，后来调到了解放军出版社，从此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加之又在北大研究生班进修，如虎添翼，编辑之余，奋力笔耕，佳作叠出。他根据自己多年创作实践，第一次提出历史、文学、学术三者的“跨界写作”，今年恰逢建党百年，他又转身成为党史专家，不但在报刊多次发表关于党的一大、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纪实作品，还出版了《人民的胜利》《红船启航》等著作，名扬遐迩。
或许他根据自己多年纪实文学创作实践，有感而生，于2020年9月17日在《文学报》发表了《“非虚构”不是虚构剩下的东西》，9月23日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再议“非虚构”》，阐明了自己对“非虚构”观点，他说：“从概念上来说，‘非虚构’是基于叙述形态来认识的一种创作技艺，它既可以理解为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类型或文学样式。”“文学的虚构和非虚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均可以看作是一种手段、手法，它们是文学创作（叙事形态）的一种技术和艺术的存在。”“它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的……达到作家所需要的一种自由的、独立性的表达，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从事非虚构类写作的作家，同样要老老实实地遵循真实的原则。”他不认为“非虚构”是一种文学体裁，呼吁“中国的文学界（包括理论、批评、教育和出版）应该停止把‘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滥用、混用、乱用，不能听任其扰乱中国文学的生态。”我是赞成晓平观点的，“非虚构写作”不能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只是一种文学创作形态、风格和技巧，如同曾经的魔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样。
近些年，我也常常关注故乡燕赵文坛，在我视界之内，似乎没有看到一部标榜“非虚构”的作品，克灵这篇作品可能是第一篇。从整篇作品来看，它具有“非虚构”的要素和特点，首先，他是以真实为基础的，作品中的一号人物“老朋友”就是我熟知的河北一级作家张绍良同志，绍良在藁城中学读书时就是“学霸”，曾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小说，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早于于庆田将军一届）。
毕业后分配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后专事文学、戏剧创作，成绩斐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1977年，他和克灵捷足先登，就共同创作了反映农业机械化的电影《春歌》，1978年初搬上银屏，成为改革开放后河北省第一部故事片，反响强烈。刘晓庆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普通角色，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绍良还创作了反映白求恩、耿长锁等人事迹的纪实文学。绍良是作者克灵最熟悉最知心的老朋友，克灵说：“《霸龙》的成文完全是因为所写人物及其故事，用不着虚构，整天在脑海中浮现，‘老朋友’没有死，一直活在我的心里。”绍良也是我的老朋友、老大哥，至今仍保存着他给我的信件、笔记本和照片。
《霸龙也有困渊时》中其他人物和事件、地名——包括“无极”和当时的县委书记——都可以在现实中“对号入座”。其次，它是以现实素材为原料的，把内容局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其实，“老朋友”绍良的故事在八十年代之前也非常生动有趣，且克灵与他为同校同学，知之甚祥，但克灵并没有上溯历史，说明他知道并遵循“非虚构写作”注重现实这一特点。再者，它的表达是文学性的，是小说化的，这是克灵本身就是小说作家的轻车熟路和自然流露。有的情节、细节非常具有“带入感”，例如看内部电影、科技贫瘠的尴尬、托人寻医看病等等，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从前，与“老朋友”共度难忘的岁月。还有，作品不悖“非虚构写作”的通例，采用了第一人称。
建议：克灵这篇作品内容还应该扩展和充实，老朋友“霸龙”一面应该加强，尤其是“作家”的一面几乎没有写到，其霸龙之态没有显示出来。这使我想起梁山首领宋江在江州浔阳楼写的一首“反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你看，宋江才算得上真正的“霸龙也有困渊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克灵把“老朋友”写成“及时雨”，那就不是“非虚构”，而是纯粹的“虚构”了。
总之，我希望由克灵这篇作品能够引起燕赵文坛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喧嚣和讨论，从理论上明确“非虚构写作”的定义、定位、边界、特点等，划清与传统纪实写作的界限，把这一文学写作可能变为现实，虽非捧为主流，但也为它合理生长拓出一块土地和空间。诚如是，老作家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