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有感：南北经济文化差距大是常态
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文化、民生的差距持续加大，在近一两年是个热门话题。
单就经济指标而言，2020年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有23个，北方城市占6个（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西安），6个GDP过2万亿的城市中，北方只有北京。在地理位置上，北京位于北方，但她是国都，集聚全国财富，所以也不好讲是纯粹的北方城市。
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如果以一百年或五十年为时间段观察，南北的差距确实在拉大；而若以一千年或五百年为时间段观察，今天的南北差距或许是历史上最小、发展较为均衡的时期。最近，读完陈正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10月），我更加坚定自己这种判断。
说到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家，大家熟知的是谭其骧先生，他上承顾颉刚先生的学术香火，以复旦大学为据点，培养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遍天下。陈正祥籍隶浙江海宁，和谭其骧先生（嘉善人）是嘉兴府同乡，他小谭先生11岁，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抗战胜利后出国留学，1948年担任台湾大学教授，从此远离了大陆。故他的名气在大陆远不如谭先生，但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之成就，在国际学界得到公认。
这部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陈先生论述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主要文章，前两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国的城》对我启发尤多。
陈先生认为，逼使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巨大的历史波澜。
从上古到西晋末年，“汉文化的核心地带，一直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关中和山东，曾是两个高度开发区。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初步改变了此一传统形势。”是为第一次波澜。
隋唐之际，北方依然十分繁华。“第二个使汉文化向东南推进的大波澜是‘安史之乱’，大唐帝国从此衰微”，“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几全部仰给东南”。
“第三个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的大波澜是金人入侵，也就是所谓‘靖康之难’。”“于是在时间上，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曾一时成为南北文化的分界线。”
但是，陈先生认为北方的几次大规模战乱，“只是促成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搬迁的一部分原因，而并非全部原因。异族的侵扰，仅是一项推动（push）的力量。”“中国南方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雨水和气温——就江南说，还包括冬季的温暖和湿润，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远较北方为有利；单位面积的生产量较高而生产比较稳定。这些较好的水、热条件，对于北方农民具有吸引（pull）的作用。此外，南方河川在交通运输上所提供的方便，秀丽山川对文学和艺术的启发和熏陶，以及长江天堑所给予的安全感，也具备一定的影响。”
历史的的因缘和地理环境的聚合，使从南宋开始，南方在经济、文化上超越了北方，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即使中国得以统一，都城建在北京，这种经济、文化上的“南重北轻”之局面一直存在，未得到改观。陈正祥先生从户口、赋税、科举及第人数等诸方面对南方和北方进行了量化比较。明洪熙年间，朝鲜官员崔溥因航海中遭遇风暴，船只漂到浙江台州府，一行人登岸获救，在当地官府护送下，经大运河到北京面圣，然后经山海关过辽东回到朝鲜。崔溥目光如炬，以藩国士大夫的视角观察到上国士人习以为常的南北差距，并记载于《漂海录》中（见拙文《一位朝鲜遇险者笔下的天朝南北差别》）。如他描写北京：“其间人物之夥，楼台之盛，市肆之富，恐不及于苏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苏杭而来。”
到了清末，南北经济、文化差距过大的情势有所改观，这是近代工商业兴起导致的。“洋务运动”南北洋并重，南洋以上海为中心，北洋以天津为中心，虽然上海的实力总体上超过天津，但差距不算大。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采矿、冶炼、机器制造、纺织、铁路等行业的发展，不如农业那样受制于气候。
清末民初的东北亚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客观上也促进了北方特别是后起的东北地区的超常规发展。清末“柳条边”的禁令废弛，上千万山东、河北的居民闯关东，为东北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沙俄和日本两大强邻觊觎东北，为了侵夺东北资源，确保在东北的利权，沙俄在中国境内修建了东西走向的东清铁路（中东铁路）和哈尔滨至旅顺的南下支线。日俄战争日本胜后，又接踵在东北筑路、开矿，再加上张氏父子统治时期的建设，整个东北的铁路网和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的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的综合实力在全国首屈一指。日本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和朝鲜皆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日本把二者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工业和交通布局，将东北作为其进行侵略战争的资源和工业基地，其工业实力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不亚于日本本土。虽然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溃关东军后，对东北的工业资产和设备进行了掠夺性的搬运，但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布局、专业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的优势未能撼动，因此国共相争时，得东北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建国刚一年就参与了朝鲜战争，外交上一边倒，那么在国家工业建设上不能不依靠苏联这个老大哥。东北有地利之便，又续接并扩大了此前的优势。“一五”计划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是极度的北重南轻，其中东北三省占56个，华北地区占29个（北京4，河北5，山西15，内蒙5），西北地区33个（陕西24，甘肃8，新疆1），中原地区即河南占10个，整个南方地区（包括西南）只占二十几个（有几个项目未落实）。为安全起见，东南沿海诸省没有一个重点项目。
原来除东北地区之外，最为发达的苏、沪、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市，由于“冷战”西方世界的封锁，漫长的海岸线和便捷的航运条件从有利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优势变为劣势，因为要防止美国和台湾的蒋政权的武装进攻，几乎按下了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暂停键。可以说，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工业优势（那时候工业优势就是经济实力的优势，农业因“剪刀差”为工业发展做出牺牲，三产可忽略不计）并非是充分、平等的市场竞争造成的。评价这三十年，我觉得既不用说东北地区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政治色彩很浓的话，事实上当时东北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优于全国除北京、上海外的大多数省份，东北地区生产的工业品，也是靠计划经济之手销往其他省份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南方；也不必说南方特别是沿海诸省份裹足不前，牺牲自己的发展空间而成为东北工业品的销售地。这种时势造成、靠权力维持的北重于南，必然是短暂的。
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那么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必然要根据市场规则进行配置。中国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开放，东南沿海诸省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靠近香港，江浙沪闽沿海，有优良的港口，而这些南方省份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厚，那么在生产成本上、销售成本上以及劳动力资源诸方面远优于北方。这些省一旦政策上松绑，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开放，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北方是在正常不过的，何况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以国企为主，患上深度的“体制病”，其效率更无法和南方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的企业相比。当东南沿海省市在改革开放第一波浪潮中享受红利，得到迅速发展后，其溢出效应在第二波浪潮中惠及南方腹地如安徽、湖北、湖南诸省，再然后向西南诸省延伸，这是南方腹省的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决定的。而以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国企为主力的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可谓是多种病症集于一身。国企的转型带来如工人大面积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又因为城镇化程度高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好，出生率低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年年轻人外流加剧更是雪上加霜。其实西北地区的问题更严重，但其人口占比较小，长期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地位远不如东北和华北，所以关注的不多。
明清两代，帝国的公共支出，大部分仰仗东南地区的赋税，大运河便是此种财富转移的命脉，这一情形到今天似乎又隐约地重演了。明清两代建都北京，在举人、进士录取上给各省有配额（防止官员队伍中太多的东南诸省士人），可视为政治的“北重南轻”冲抵经济文化的“南重北轻”。而今高级官员中，北方籍的多于南方籍（以中委和候补中委为例，山东、河北、东三省等北方省份的比例很大，南方只有江苏、浙江二省尚可，经济第一省的广东，其高级官员的数量与其经济地位远远不相称），似乎与明清两代平衡南北之治道暗合。这种平衡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如何延续下去，将是未来中国值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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