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世纪》读后感
正值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网上各种声音纷至沓来，解读俄乌历史的、分析战争局势的、盘点国际走势的、呼吁和平谈判的，间或夹杂着些许脑残调侃乌克兰女性的。我想起百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政权混乱、征伐不断，日本和俄国这俩恶邻就因在中国利益分配问题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今天的乌克兰局面，何其相似。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今天看来似一个个过往故事，底下却是无数老百姓漫长而苦难的一生。可是，有谁会在意一个渺小个体的意志？有谁会在意一个渺小个体的生命？谁会想，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渺小个体的聚沙成塔；一个国家的强盛，也是渺小个体的集腋成裘啊！今夜，不为和平唱赞歌，只畅怀百年之前，在那段屈辱的民族史中勇敢自救、奋发图强的人。
将目光聚焦到百年前的中国，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她——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一位从贫民窟中走出来的普通而不平凡的女人。她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在战火纷飞中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生命传奇。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贫苦家庭，全家依靠父亲拉黄包车度日。9岁时，父亲身患重病，全家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还四处借贷为父亲治病，12岁那年，已经负债累累的父母在百般无奈下忍痛将唯一的女儿送去学戏，然后以三年三百大洋的价格抵押给了一家妓院卖唱。董竹君十分痛苦，却又不得不在亲情和现实面前低头。很快，聪慧漂亮的她成了风月场的头牌伶人，一个晚上要辗转于不同场所卖唱。在女性意识刚刚觉醒的年代，读过几年书，又生性胆识过人的董竹君不同于一般青楼女子，她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一边假意周旋于客人之间，一边考虑如何从囚笼中脱困。不久，她等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狂潮掀起的初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国家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接过政权就叛变了，欲恢复帝制，大肆捕杀部分国民党人和原同盟会成员，一批革命人士为躲避袁世凯的通缉，混迹于风月场所，一来掩人耳目，一来互通消息。其中有一名同盟会成员夏之时引起了董竹君的注意，夏之时也非常喜欢她，两人互相表明心迹，夏之时决定帮她赎身后一同逃亡日本。一般人肯定非常高兴，终于有了盼头啊，可以跳出火坑了，但董竹君怎么选择的呢？她拒绝了夏之时赎身这条看似最好走的路，因为的自尊和自强告诫她，不要作为夏之时购买的附属品，而要作为与之平等的妻子嫁给他。董竹君对夏之时说，赎身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同时必须满足她三个条件：第一，她同意结婚但不做小老婆；第二，同去日本求学；第三，学成回国要组织好家庭，夏之时主外为国为民，她自己主内理家务事。就这样董竹君自己想方设法从妓院逃出来，又躲过袁世凯的追捕，和夏之时辗转去了日本。沉着理智、大胆果敢的她站在去日本轮渡的甲板上，第一次感觉到身心舒畅的自由。在日本四年期间，她一边认真学习，一边结交了大量进步人士，成为夏之时不可或缺的贤内助。
1918年，董竹君从日本回国，夏之时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被川、滇、黔总司令唐继尧委任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驻防四川合江。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四川军政屡屡易主，夏之时在斗争中失势，渐渐也失去了拳拳报国的壮志，越发意志消沉，再加上封建大家长的思想作祟，与在日本接受进步思想和文化熏陶的董竹君在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中产生诸多分歧。一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死守门规观念和官僚架子；一个不断吸纳新思想，关注新形势，谋求实业扶困济民，对世事充满悲悯，对生活充满热情。在思想和情感上两人越走越远，终至分道扬镳。
1929年，董竹君被迫走向了人生第二个转折点——对婚姻生活失望至极的她净身出户，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寓居上海，五年后，正式离婚。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夏之时除了抹黑她，逼她回四川，从未给过一毛钱的资助和哪怕一次的问候，甚至在她因支持革命工作被捕入狱时，也没有给予过一丝一毫的帮助。1930年，为了抚养年幼的子女、年迈的双亲，董竹君在上海筹集资金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由于资本不够，规模很小，自己一边跑销售，一边还要管内务、质量，回家后还要料理各种家务，劳累得几乎要将人拖垮掉。但她有股子韧劲儿，一一咬牙扛了下来，工厂渐有起色。随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从菲律宾筹集了部分海外华人资本，将工厂规模进行扩大，前景也越来越好。然而，战争年代，个人能力毕竟敌不过时局的翻云覆雨手。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件，日军攻入上海，十九路军弹尽粮绝之下西撤，上海沦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上海人心惶惶，群益纱管厂也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好不容易积累的创业根基毁于一旦，还要接受不明真相的海外投资人的指责。董竹君悲愤难耐，却不得不强忍悲痛处理善后事宜。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大的磨难还后头——一直默默支持共产党的她被敌伪盯上，不幸入狱，历经折磨，在家人和朋友的多方奔走下才被营救出来。此时她不但债台高筑，还要东躲西藏度日，子女学费没有着落，加之母亲和父亲相继病故，生命几近崩溃边缘。有的人跌落人生谷底，心志全无，但求速死，有的人却能绝地反击，触底反弹！生命的韧劲儿有多大，触底反弹的可能就有多大。磨难并没有将她打倒，反而越挫越勇。她对自己说：一个人既有死的勇气，何不用这勇气与怯懦抗争，坚强地活下去呢。
命运只会眷顾从不向他屈服的人。1936年，对她感佩至深的四川人李嵩高先生借给她2000元重新创业。对于深陷困顿的董竹君来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这次创业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她再也没有接受失败的资本了。
如何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合适的项目上呢？思前想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四川菜馆——锦江小餐。优雅的装修格调，精致的盘盏菜品，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和追捧。杜月笙、黄金荣以及当时南京政府要员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都要等待餐位，周边的地产随之涨价，并带动形成了餐馆一条街。有意思的是，上海大佬杜月笙因每次来都要等位，便差人跟董竹君说请她扩大餐馆，有任何障碍他负责帮忙解决。就这样，董竹君又盘下了附近几处房子进行餐厅扩建升级，设十几间雅座和二十多桌的大厅，能同时容纳三百多人就餐，同时更名为锦江川菜馆，一应外围解决不了的问题，还真是杜月笙出面摆平的。这里既有杜月笙的仗义，也有董竹君的智慧，她明白了一个女人在艰难时局中投身商海，对各方人物和势力应有的坚持和必要的妥协。
通过锦江的发展，也借着锦江的掩护，她暗暗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在抗战前夕，为了掩护地下工作，她另择地开办了锦江茶室，为共产党、左派人士提供了一个安全又隐蔽的联络点。在她的经营下，锦江逐步闻名中外，甚至连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人，凡来上海必到锦江。抗战胜利后，她又出资开办印刷厂，印刷进步宣传刊物，在国共内战期间保护中共地下党代表和民主人士，为上海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她受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将原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的人员、设备迁移至新址，创办锦江饭店，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接待外宾的国宾馆，至此，她的一切产业都交给了国家，同时也当选为上海市妇女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切都预示着美好生活的新开端。
然而世事沉浮，个人命运如同沧海一粟，总有逃不开的时代颠簸、历史暗礁。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被迫害入狱五年。她坚守底线，不胡乱攀扯他人，顶着满头白发在狱中度过了70岁的生日。心潮澎湃中，她挥笔写下：“辰逢70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既是自剖心志，也是自证清白。十年浩劫过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出狱平反后，她恢复政协委员身份，定居北京，撰写了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在扉页中，她这样写道：“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位兼具智慧、胆识和胸怀的女人，历经无数难以想象的艰苦，闯过无数难以逾越的险隘，用她的一生，为这句话做出了最完美的注解。1997年，董竹君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7岁。
今夜，谈起董竹君的故事，不止是怀念她，更是致敬在艰难困苦、满目苍夷中坚守信仰、扶危济困的先辈，致敬在兵荒马乱、列强入侵时顽强反抗、自强不息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