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读后感
阅读游记，最大的动机，是了解一个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满足猎奇心理。因为，近处无风景。
何伟，美国人，本名彼得.海斯乐。2000年-2007年期间，任《纽约客》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就他一个工作人员，月薪500美金。他考中国驾照，自驾租车游览中国，通过近距离观察和记录，撰写深度游记，来满足太平洋彼岸美国读者对现代中国的好奇心。后来，他花了约6年时间游走大半个中国，包括北京郊区长城、北京怀柔三岔村以及浙江丽水新工业区，形成了《寻路中国》的主要内容。
何伟喜欢观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他认为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有许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些变化有历史价值。
如果说近处无风景，这本书对中国人，毫无猎奇的价值。尤其是对生活在北京的人，长城或怀柔，假日周边游不知要去多少次。可是，当几本游记同时呈现眼前，包括描写巴尔干地区的《黑羊和灰鹰》、《威尼斯：逝水迷城》以及《全民自黑的英国》，我却毫不犹豫先读起了《寻路中国》。其实，巴尔干、威尼斯和英国，我一个都没去过。
因为，我更好奇，何伟笔下的中国是什么样。“阅读是一种转换视角的技巧，当别人的想法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时，你就是站在那个人的角度观察世界”(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我兴致盎然、一气读完《寻路中国》。何伟成功地用他风趣、幽默和温暖的写作，将我带入他的视角，重新观察、甚至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原以为，我很熟悉的中国。他的成功，除了高超的文字功底，还有两方面极为重要：不带评判的观察和真挚的共情。
“普通中国人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关心身边的变化，而中国大多数记者和大城市知识分子也很少关注农村的这类人群，因而我决定以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作为写作对象创作一本书。”何伟
不带评判的观察，意味着放空脑中原有的价值观或者成见，客观观察真实发生的事。而“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保罗·索鲁就掉入了“预设立场”的陷阱。他80年代乘火车游览中国后，写成《在中国大地上》，犀利幽默，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刻画细致，却因为提的问题不友好，没有交到好朋友。“中国人粗鲁、势利、贪婪”，他带着这样的固有成见进入现场，结果只看到他想看到的。
何伟在一席演讲时，曾提到，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学家，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小时候，父亲带他外出，无所事事比如在车站等车时，就会让他随机观察车站来往的人，“这个人的穿着什么样？可能做什么职业？他准备坐火车去哪里？”小时候的游戏，成就了何伟成年后异于常人的观察力。
何伟在怀柔三岔村居住时，曾认真观察村民们一年一次的清明扫墓，并详细了解墓主和村民们的关系。
例如，何伟曾观察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多样身份，“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着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我见过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我在山西的一个葬礼上遇到了这个人”，名片上写着，“张宝龙，风水先生，红白事务，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何伟后来回北京，在雍和宫街上与其他车辆发生剐蹭，他想到，“如果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麻烦事，我可以找张宝龙，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业务编号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寻路中国》里类似“不带批判和议论，只客观记录，让事实自己说话的魅力”（梁文道），比比皆是。
写作期间，何伟租住的三岔村。在本书致谢里，他写到“感谢你们让我和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不预设立场，并不代表没有价值观。何伟善良、温暖和开放的天性，让他和很多被他观察的对象，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梁文道说，“何伟观察中国的优势，是不带中国人局内人的包袱，因为不是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没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它变好的强烈期待。”可是，他也承认，他被何伟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他笔下人物的真挚感情所强烈打动，“他应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比如，观察三岔村小学生魏嘉的小学学习，他表达了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相比之下，他提到，“这跟美国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魏嘉和父亲魏子淇。魏子淇后来开设了长城客栈，成为三岔村最早的创业者。
但是，他也提到中国学校良苦用心之后的弱点，“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作为重庆长江师范学院曾经的英语老师，他评论到，“大家很少注意到分析性和创造性”。
魏嘉称何伟“魔鬼叔叔”，这个叔叔不会批评或呵斥他。
在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何伟看到一个叫“陈美子”的年轻姑娘，机械地描摹风景油画，这些画要卖到欧洲的海外市场。何伟问她，“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从小在浙江农村长大的陈美子回答。何伟说，“在我看来，美子的技艺似乎很棒，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他多次引用采访对象的原话，“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展开长篇的议论，可是，字里行间能看出来他对陈美子，以及很多中国人深深的同情和尊敬，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说“在我看来，正是我所写的这群人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他们人数众多，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信仰，却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着无比的热情，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却能用别的方法找到自己向上的道路。”
书中提到的浙江丽水格雷电工，“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公司创力者季金力）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未来震撼眼前，类似这样的“震撼”，书里还有很多。（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我不太同意梁文道先生所说，“何伟没有价值取向的包袱”。在他尽量客观记录现实的背后，他把强烈的感情，隐藏在了平和儒雅、简练内敛的文字之后。
2019年8月，何伟自埃及重返中国，任教四川大学。这是他在成都街头闲谈。他说，“中国变化太大了，有些东西却没变”。某电视主持人说，“他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以及那种亲切的酸楚”。（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做到理性记录，感性共情？何伟在一席演讲里，提到了他父亲在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老师Peter New。实际上，何伟英文名字Peter就来自这位老师，他的中文名叫牛康民。何伟说，“牛老师来自中国上海，上个世纪40年代来美国留学以后留了下来。因为熟悉中美文化，所以，他的思想很灵活，富有弹性。他还发明了一种创造性口吃（Creative Crumbling）。其实他英语非常地道，但只要需要，他就把自己装成一个老外，用蹩脚的英语去找警察或者餐馆老板。”
何伟承认，游走中国必要时，他也会装作不太懂汉语，“老百姓一般对老外更耐心，你说不懂，他就耐心讲很多给你听。”“牛康民的祖父叫牛尚周，清朝第一批留美幼童。在美国生活10年以后回中国参加建设。后来，又把牛康民的父亲送到哈佛学医。”
第一批加州留美幼童。牛尚周（右一），江苏嘉定第一位海外学子。英语娴熟，成绩优异，毕业于麻省理工，中国电报系统创始人之一。回国成婚后，将两个儿子也送往海外求学：长子牛惠霖，毕业于剑桥医学院，次子牛慧生（牛康民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学成归国后，均成为民国上海名医，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并联手创办中国第一家骨科专科医院。（文字和图片均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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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说，他的父亲受牛康民影响很深。而这些影响，也间接传承给了他。何伟目前在四川大学教授“英语非虚构写作”，他建议“重视你的角度。而角度和你的教育有关。教育是可以改善的，比如，去新的地方学习新东西”，或者，从何伟一个“局外人”的视角，重新解读我们熟悉的家园，在近处看到新风景，获得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