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我算是一个比较爱读史书的人，但书读多了，相互印证比较中，会产生许多的困惑，也许，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读书的第一种境界——探寻，“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曾经用“弱水”一词所包含的的遥远、险恶和浩瀚三个层面的意义，来形容史书，告诫自己，要边读书，边求索。
为什么这么形容史书呢？历史是过逝的生命在过逝的时光里的演绎，哪怕时间只过去了一秒，我们都无法回去，只能通过人工制作、留传下来的文字、物件、影像进行回溯和解读，因而史书记载，是不可触及的遥远。同时，这些的只言片语、些许构建，只是历史的某个有限的角度，再经过几代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加工解读，其中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几分是虚、几分是妄呢？这是史书记载的险恶。然而，史书记载着无限丰富题材，是言志载道的重要依据，从中薅点羊毛，都能煮出不同的美味，这就是史书记载的浩瀚。
但有一本书，却完全消除了我对史书记载的印象，它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以通讯报道的方式，记录作者在西北红色根据地的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是一种现场记录，而不是一种回溯记载，使之避开了事后修史的遥远。同时，美国记者对红色根据地来说，是局外人；1936年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弱小的，斯诺能够完全客观地、不带有意识形态或利益输送的偏见，诚实地记录。所以，这本书没有虚妄的险恶。最特别的是，这本书记录的仅仅是在1936年6月至10月间的四个月期间采访，时间非常短暂、结构非常的简单，使得这本书容易阅读，不再浩瀚。
那么，这本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斯诺在1938年中译本的序言中写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书”，这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
斯诺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采访，是带着一些问题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西行的路上，斯诺随机采访了一些中国人，比如在去西安的火车上，斯诺记录了同行的一位年青人和一位老人对共产党的看法；在西安，向共产党人邓发提出“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的问题。在去红都的路上，斯诺看到了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身上有着生气勃勃的精神。在陕北，斯诺采访了参加红军的青年，斯诺写到“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用最大的篇幅，在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以对毛泽东个人采访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革命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流血牺牲。
斯诺在书中提到，“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那就是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而在与根据地的农民谈话中，斯诺明白了什么叫群众基础——农民是这么说的：“如果让我选择，我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所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用一般中国人、根据地农民、少年，红军青年、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视角，回答了一个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能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