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部研究明史的著作。乍一看书名原以为无非是普通的编年体史书。阅读后发现实则不然。这部著作开启了读史书的全新视角—“大历史观”，由点及面，从小事件看大问题，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透析历史发展趋势，探析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先生史学理论的精髓是站在整个“大历史”角度，主张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审视历史。即对历史材料的把握不仅需要显微镜，结论阐述更需要望远镜。在长时空的隧道里通达历史事件的发展。黄仁宇先生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作为横截面，精选了6个主要人物来做解剖，依次出场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已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只是了解16世纪中国社会体制的一个个切入点，但却可以管窥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的种种问题。
明朝末年，国家在政治方面强化君主权力，信奉儒家政治伦理的治世功能，突出文官制度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闭关锁国且禁止海外贸易；在军事方面分化武将权力，忽视武器装备升级和军事体制改革，以免兵权威胁到君权。这三大治国观念僵化了政治、固化了思想、封锁了经济、松弛了军备，使晚明日渐失去活力。大明王朝就像一个被盐水灌溉的树，外表依然枝繁叶茂，根部却已开始蔫软、扭曲。表土之下，明朝的官场制度、经济制度、军队制度均在一系列刺激下露出软肋。至此，黄仁宇得出结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基于对晚明总体性危机的考察和历史“停滞论”的理解，黄仁宇提出中国社会内部不可能解决“政教合一”的症结，只能在外力刺激下“被现代化”。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对个人来说，任何努力和抗争都无异于蚍蜉撼树。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最终成为历史的注脚。见微知著，那一年并未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抽丝剥茧，一个朝代的症结已经越发的凸显，官场、经济、军队，三种制度在万历十五年埋下癌变的伏笔，整个历史开合发生微妙的变化。大历史观下不存在孤立，这样的时代，皇帝只是个牌位。努尔哈赤的铁骑踏平的，只是一个隐藏着腐朽仍在硬撑的王朝。就像英文版的书名那样写道“1587，A Year of No Signficance”这样的伏笔，以无关紧要之名，覆灭了明朝。
万历十五年这标题，读此书之前看上去普普通通。读过后则很是心酸，甚或带有某种悲情的宿命论，即貌似细致小节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透着波涛汹涌的必然。书中写到的每一个人，都遭遇到了明帝国所即将遭遇的悲剧。只不过，这悲剧对他们个人来说，是终结；而对帝国来说，则是倒退与封闭的序幕。正是在看似一切太平、一切正常的时候，悲剧的种子已经扎根发芽，只是不知道何时、以何种形式爆发而已。此时，无论是挥斥方遒的改革者张居正，还是秉持中庸的调和者申时行，或者谁都不敢公开否定的道德楷模、世无双出的军事天才戚继光，抑或是离经叛道的思想新锐李贽，都被体制性的衰败所吞噬。书中将这种大历史背后的人物命运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正是它至今回响不绝的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以前人的故事警示后人，希望“前人之鉴”能成为“后人之师”。前人和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今人才能以史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