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郎说事儿》读书笔记
2021年10月18日晚，废寝忘食地读完了张郎郎《郎郎说事儿》这本书，那些叙述充满魅力，同样的意思，很多时候只有亲身经历的人表达出来，才能散发触动人心的光芒，从此我的脑袋里也注入了作者的记忆，正如作者在书里接受采访所说的“灵魂出窍”感，见证他与失散的哥哥遇见过程中那些戏剧性情节后，深受触动，也想用自己的叙述方式把自己看到分享出去。经过作者同意，本文根据张郎郎《郎郎说事儿》中“小郎郎找大郎郎”这一章节编写，只是改成第三人称版本，个别叙述段落换了一下位置和在不改变整体情节的基础上增减一些文字……详情推荐阅读张郎郎《郎郎说事儿》完整版。
小郎郎与大郎郎奇遇记
1940年的一个冬夜，大郎郎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当时只是一排窑洞）。他出生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郎郎妈半夜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地呼喊护士，护士没来，却叫进来一只“狼!”郎郎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那只狼站在门口和郎郎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了……
关键时刻，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只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蹿了出去，郎郎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狼”给予的灵感，这孩子就此起名叫“郎郎”。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延安马上进入枕戈待旦的状态，上级准备辙离延安。当时规定：撤退时一人最多带一个孩子，否则无法行军。带着年幼的孩子，最担心的是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孩子小不懂事，一哭闹就暴露了。
郎郎妈先想把大女儿送给别人，可是她大了，又机灵得很，没人肯收留。大郎郎则很抢手，但收留的条件是：把孩子交给组织，由组织安排，今后不准找后账。战火将起，郎郎爸（张仃）杳无音讯。郎郎妈没用办法，她忍痛割爱，把当时一岁的儿子交给了组织。
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决定左翼文化人士撤离重庆都去香港，例如剧作家阳翰生、夏衍、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还包括郎郎爸（张仃）。但是郎郎爸坚持要回延安，因为老婆孩子都在那儿。
周恩来无法安排这么多人，他决定交给郎郎爸一笔钱和几封国民党的证明文件，让他自己设法带着艾青、罗峰等一批想去延安的文化人回延安。
于是，他们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及其副官、随从、秘书、警卫员等，人人都有角色。到底是一群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化装、表演都可以以假乱真。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从重庆穿过几道封锁线，行程以千里计，途中和国民党官员、警察、军队多次打交道，没有露出破绽，最后顺利地到达延安。
他们一到延安，郎郎爸像发了疯似的，立刻扑到黄土地上，尽情地拥抱大地，亲吻泥土。回到家里，他才知道大郎郎已经送人了，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转眼几年过去，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下乡到民众中采风。
在山西兴县，郎郎家的朋友丁玲，路过一个村口时，看见有个小男孩在一个大磨盘旁边的地上画画。她走过去问他:“你什么名字呀？”他说:“我叫毛毛。”丁玲接着问:“你姓什么呀？”他说:“我姓耿。”说着说着，丁玲就从书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和一支铅笔交给他说:“你也喜欢画画？我就把这些送给你。可不可以画一张送给我？”二话没说，他把平石板当桌子，一本正经地画了一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女战士。丁玲正要把画装进她书包跟他道别，小男孩说：“等一等，我还没给你的皮带扎眼呢。”说着，他在画中的皮带上认真地点上了黑点。
就在这时，来了一位脖子有些残疾的妇女，她抱起小孩就走了。丁玲向邻居打听，他们说:“这家是军属,男的是陕北红军军官，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她姓李，她不会生养，孩子是挂喂的。”
丁玲见到小男孩那一年，“小郎郎”也出生不久，一开始他们家叫他“小郎郎”，也经常议论“大郎郎”哪时能回家。后来费尽心思，托了无数关系，查了多少线索，依然杳无音讯，于是“小郎郎”名正言顺地继承了他哥哥的名字，开始叫“张郎郎”。
1959年，张郎郎接到北京一⚪一中学的高中入学通知书，北京一⚪一中学当时在北京是所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可望而不可即。那时候，只有这个学校有校服，是按照苏联军校的款式设计的，对男孩子吸引力尤其的大。
刚进校门，张郎郎便被“耿军”这姓名刷屏，从开始办理入住手续那天就有人将他认错，他连忙解释：“我不姓耿，我姓张，我叫张郎郎。” 突然，有一跑来接他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他，大叫:“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张郎郎在育才的外号大全，他差点儿被搂着背过去，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接着，在校园里，延岭一边给新来的张郎郎导游校园风光，一边帮他跟沿途校友们解释：“不是姓耿，人家姓张……”不过类似声音太多，他们开始忙不过来：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
就连老售货员也笑着跟张郎郎说：“你哥哥刚走，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啦。”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看走眼了，我姓张。”
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张郎郎。“小伙子，听着！”那老头儿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你有没有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
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张郎郎听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走到外面，张郎郎对延岭说:“真的，我是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你这礼拜天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后来，张郎郎得知这个耿军原来是“一⚪一”中的旗手。“一⚪一”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于是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一天，延岭摸着黑跑到张郎郎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象突然浮现在张郎郎眼前，他当时一下被震愣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到了周末，张郎郎回到了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向郎郎妈了解他哥哥的事情，听了他妈妈的述说后，他差点儿没蹦起来，直觉告诉他，耿军准是他们的家人。最后他还是憋住了，心想：“还不是公布的时候。”
一天下课了, 张郎郎往宿舍走。前面路边一群人站着在那儿聊天，有个老同学叫他:“郎郎，你过来一下。”我走过去才注意到中间站着一位很有军人气质的人。他很自然地伸出手来，说:“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像，我看也不大像，咱们交个朋友吧。”这超越时空地握手瞬间，夕阳也配合地从侧面给他们俩镀上一条金边。张郎郎也觉得他们不大像，可是在某个角度他觉得耿军和他家姐姐真像。
星期六午饭时间正好轮到张郎郎广播，他刚刚播完，跑来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交给他一张小纸条，转身就跑了。张郎郎连忙打开看，上面写着:
张郎郎同学:
午饭后请你到学校大操场后边的小树林来一趟,我有事和你谈谈。请不要告诉其他人。
耿军
张郎郎看后，三扒两扒就吞完了午饭，呼哧带喘地跑到小树林里，发现耿军早已在那里等他。他们慢慢地沿着小河开始散步，半晌耿军才开口: “听说，你有个在战争年代失散的哥哥，把这故事说一说。”
张郎郎听了立刻就激动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最后他问：“你说这有可能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耿军接着说：“的确，人们都说我和父亲长得很像，没人怀疑过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且，我们一家四口亲密无间，从来没红过脸。父母和妹妹都全心全意地爱我，我也为全家争气。你说我能不是这家的人吗？”
“那你刚才怎么还说有可能呢?”
“在血缘上我可能是你哥哥。”
此刻，一股热血已从张郎郎丹田直冲天灵盖，可耿军继续平静地说:“其实，我在兴县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延安。小时候，有回我淘气妈妈要打我，我急了就喊:‘我去延安找妈妈！’妈妈一听到这话，就一把抱着我哭了。她问我:‘谁跟你瞎说的。’以后我就不敢再说了。有一次，我在屋里睡觉，妈妈和邻居在院里纳鞋底。邻居问:‘你不是不能生养吗？怎么有了个胖小子。’妈妈说:‘是挂喂的。’那意思是:我是领养的。前年，曾在延安和我父母共过事的一位叔叔来北京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上有天，下有地，孩子，你如实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和亲生的父母一样不一样？’我告诉他:‘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比别人家的父母更好。”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可不能忘记你的父母。他们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耿军说到这儿，停了停，他们默默地走着，各自平静自己的心潮。
“可是你的同学说，通过一张照片看，你妈妈没有残疾，你还有个妹妹，是吗？”
“现在照相可以选择角度，我妈妈是有残疾。再说，我妹妹也是从叔叔那边过继来的。唉，你父亲在哪儿工作？ ”
“我爸爸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啊呀，真有意思，我刚带着全体美术组织员参观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要不是服从组织，报考‘留苏’我肯定要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
耿军接着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仃。”
“啊，我早就知道画家张仃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我很喜欢看他的漫画,给墙报临摹过不止一幅画呢。”
他们就这样一问一答，一直在小树林里踱步，不知疲倦地走了一下午。
“看来，我真可能是你的哥哥。这当然很好，你要知道，我妈是个农村妇女。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我身上，如果知道我找到了你们，她的精神会立刻崩溃。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把我抚养大，我绝不能让两位善良的老人伤心！所以，咱们约定，这件事在本学校里不再提起。现在我们家在太原，咱们学校有不少山西来的同学，免不了消息会传回去。”
“我不和任何人说，你放心。”
“好，咱们一言为定。”
晚饭后，他们和几位同学坐在大操场旁边，仰望万里星空，心旷神怡。他们还特意拿来乐器，随意地演奏。耿军轻轻地举起带弱音器的小号，吹出悠扬的俄罗斯旋律，这乐曲和这月色，那沉睡的大地，还有天边那树丛的剪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互道晚安时，耿军说:“明大早上咱们一起回家。”那是他们俩的不眠之夜。
星期天一大早，他们俩六点半就坐上公共汽车。当时他们俩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六岁，个子差不多一样高，都剃了平头，都穿着“一⚪一” 中的校服，活像一对双胞胎。
到了家门口，他们俩都有些紧张。张郎郎刚要敲门，耿军说:“你等一等。”
他指着门框上面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张耿孚”三个字，问:“这是什么意思?”张郎郎说:“可能是以前住户的名字吧”
耿军说:“这简直神了。你看，‘孚’字，是一个‘爪’字下面一个子’字。张耿孚就是张家和耿家抓儿子。”我愕然了
郎郎妈开门看见他们很奇怪，小声说:“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没吃饭吧？你们先到厨房里坐。”
张郎郎说:“这是我的同学。”郎郎妈点点头。她可能更奇怪了，张郎郎平常很少带同学回家，也没这么早回家过。
郎郎妈帮他们做早饭，他们俩坐在那儿接着聊。她听他们老说“我们班谁谁怎么样”等等,就问:“你们俩还不是一个班的？”张郎郎说:“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留苏预备部学习。”
郎郎妈问:“大礼拜天你不让人家回家，还往这儿带？”“他们家住在太原，他叫耿军。”张郎郎说。
郎郎妈一边做饭一边问:“我们有个姓耿的朋友，也在山西住过，不过他是陕北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耿军说:“姓耿的本来就少，又是陕北人，认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你们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郎郎妈说:“男主人的名字我忘了，他爱人的名字好像是叫李玉华吧，她的脖子有点儿毛病，你见过这家人吗？”
耿军说:“我见过。”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郎郎妈已经问过无数次了，这是头一次听人说“我见过”。郎郎妈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定在了那里，她回过头来第一次认真地看了耿军一眼，然后转身上了阳台望着远方。
耿军碰了碰张郎郎，小声说:“你去看看。”
张郎郎慢慢地走到郎郎妈身旁，见她眼中似有泪光。问张郎郎说:“你不会弄错吧?”
张郎郎说：“我们已经仔细地谈过、核对过，他就是咱家的大郎郎。”
郎郎妈说:“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叫爸爸。”
郎郎妈推醒了郎郎爸，说:“快起来，快起来，家里出大事了。”
“郎郎又病了?”
妈妈说:“不是，是好事。”
兄弟俩坐在客厅里，郎郎爸进门时还在嘟囔:“大清早的什么事啊？”
当他撩起蓝印花布门帘的那一刹那，他看见兄弟并排地坐在那里，立刻把手一扬，说:“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大郎郎回来了。”顿时，他的眼圈就红了，郎郎爸沉了沉，说:“你们讲讲吧。”
他们兄弟俩一唱一和，把他们相认的故事细细地道来。朗朗爸对大郎郎说:“你住在兴县时，我们的朋友去看过你，你还给她画过画你知道吗？”当年的情景已深深地印在大郎郎的儿时记忆中。他再一次兴致勃勃地分享了当天他收获一只铅笔和一些白纸的经历。
郎郎爸说: “丁玲回到延安后，她把那张画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补画皮带眼的故事，可惜后来行军中这张画不知丢到哪里了。”
郎郎妈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远在云南的女儿乔乔。乔乔收到郎郎妈的信时，正是单位开会休息的时候。乔乔打开信，“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擦眼泪边看信，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郎郎姐给郎郎妈写了回信，她写的第一句话是:“郎郎给咱们家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