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读书笔记
▇ 导读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
张宏杰的书都好读，就像这本《简读中国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
起初慕名在微信阅读上先看了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觉着挺有意思，但一时没想好到底怎么评价。
后来琢磨，感觉张宏杰可能开了一种先河，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给历史人物做心理画像。就像犯罪心理学中，通过对犯罪现场的查勘和犯罪分子的行为痕迹来分析其性格、习惯等心理特征，描绘出其心理画像。
这样好吗？
很多读者喜欢，这样的笔法本身就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读起来“新鲜而又迷人”。
张宏杰不是刻意地翻哪个人的案，他只是把这些历史名人所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伟大或者邪恶的事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用人情伦理的平常心去推理，结果却是顺理成章......这些大伟人或者大恶人，其实都是命运之流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和你我一样。在阅读中，你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痛苦、战栗和呻吟。在河北保定的军营中，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培养起了对历史书籍的阅读兴趣，但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
——莫言
这样有问题吗？
也有读者不喜欢，他们认为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史料里有（会）记录当事人真实的想法、心理动机吗？
“你凭什么去推理，你是推理还是臆测？”
我也看到在某些论坛上有人批判他为公知，掘中华民族的根等等。
其实有些问题超越了历史本身，比如千百年来，世事纷纭变幻，人性变了吗？
你要是认为人性变了，那“从人性的角度接近古人”自然你不会认同。
你要是认为人性没变，那“从人性的角度接近古人”就比较能接近真实。
再或者说，人性变了，但也没有变呢？
曾有历史学界人评价张宏杰：幸好你是半路“出家”，没有像我们那样受到职业历史学教条的束缚，才能练出史家眼光文学笔法，写出融合事件、人性、命运于一体的历史。
我不是史料考证派，原始文献阅读有限，无法对其历史尺度的把握做出评判。
但私以为，张宏杰的书，大的历史的格局视野还是非常棒的，阅读体验也属上乘。
《简读中国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这本书，全程高能，下面只摘出我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分享给大家。
包括：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沉重的“轻徭薄赋”、饥饿的盛世、从财政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共八个部分。
中国历史的五条大脉络
第一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
人类历史上的其他古文明，今天都已经“灭绝”了。
今天的埃及人除了利用金字塔发展旅游，他们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
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只有中国，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
如果把文化多样性比作生物多样性的话，中国文化就是一只从远古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古生物”。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强大。
第二条脉络是，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早早地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及至秦朝，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后才出现这些东西。
决定中国特点的几乎一切因素，从文化特性到政治体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历史中间不断循环。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突变：周秦之变和卷入全球化之变。
在周秦之变之前，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
我们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这两个字，用来指秦始皇之后的中国历史是不合适的。
封建就是封邦建国，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这是周代的事。
在周代封建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的自治社会中，用老子的话说，是一个个“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时代和后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时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个个分散的庄园之中，处于半自治状态，横向联系不多，纵向也没有一个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权力。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社会运转规律完全改变。
小自治体被打散，统一成了一个大共同体，政治权力纵向一竿子捅到社会最底层。
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
第二个变化，是卷入全球化。
这个变化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或者是历史教科书所说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
这一变局让中国不可回头地卷入全球经济新秩序中，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
第四条脉络是，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
从表面上看，从秦到清中间这两千多年陷入一种简单的循环当中，不只是王朝更替的循环，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环。
比如在皇帝与丞相的关系上，表现为皇帝对丞相的防范，用自己身边的临时的秘书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机构。
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的政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的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变化的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官员前去巡察。
结果这些巡察的官员慢慢又变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个朝代又要制定新的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一个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
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
第五条脉络是，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
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
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
而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的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边缘与中央的关系，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
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
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因为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地“鲜卑化”，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鲜明的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为什么希腊人“弑父”而中国人“杀子”？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归根结底还要追溯到中国和希腊地理环境上的不同。
中国地理环境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半封闭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长城围起来。
第二，被围起来的这一大块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适合发展农业，也非常适合定居。
而希腊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几乎完全相反。
希腊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开放性。
希腊是个半岛，看希腊地图，给人留下第一个印象的是它的海岸线之长。
除了北部，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条件得天独厚。
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第二个特点是土地非常贫瘠。
希腊多山，土壤里有很多石块和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
所以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希腊“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
这种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区别。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黄河两边世代定居，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模式。
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
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候播种。
所以我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
而希腊人的生活却不是这样。
希腊贫瘠的土地不适合种大米和麦子，不过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也可以养羊。
所以，希腊粮食不能自给，但是可以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么办呢？可以卖了换粮食吃。
所以希腊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卖到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粮食运回来。
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因为大海充满危险，一次远航要用时数月，与风涛搏斗，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
所以在早期的希腊社会，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轻人。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
希腊雕塑歌颂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体，因为希腊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体育运动。
这种航海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打散了血缘纽带。
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幼上一条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轻人上一条船，在这条船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而不是长幼尊卑的关系。
所以一般来讲，在古代希腊，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
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家父的控制，在通过由家父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希腊神话。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
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在希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
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弑父精神”是推动希腊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精神动力。
他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
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
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少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
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
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
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
宋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
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
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
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
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
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
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张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
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
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
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即便是在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
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的言辞仍然处处得体。
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的：“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公然嘲笑宋襄公呢？
这是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我们的贵族时代在公元前就结束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春秋战国时代老祖宗们的内心世界。
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而是点到为止。
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
这也是构成中西历史风貌十分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的秦朝
秦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皇帝的权力一竿子插到底，每一个老百姓都被官僚体系控制起来。
全国每一个角落，都处在可控状态。
所以大秦帝国的老百姓，赋税痛苦指数是空前的高。
董仲舒说，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
秦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它的成功，是建立了高效的汲取制度；它的失败，是这套制度没有可以约束它的力量，导致它汲取过度，超过了民众的承受力。
鲍鹏山解读商鞅的《商君书》称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人民的幸福，只追求国家的强大”。
结果是没有任何人从这个制度中受益。
汉代君臣经过会诊后认为，秦代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汲取过度，兴奋起来刹不住闸。
所以要为这一绞肉机安上暂停按钮，为这个高速列车装上刹车装置。
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设出了问题。
秦朝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信仰和价值系统。
法家的那套东西，本身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公开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统治秘诀暴露给了天下。
所以要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伪装。
到了汉代，大一统专制制度才变得“刚柔相济”，初步成熟。
这也是汉代统治比较长久的重要原因。
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逻辑，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来越儒家，本质却越来越法家。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
参照《中国人口史》（葛剑雄著），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脉络。
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降为1500万~1800万，损失率为一半多。
西汉末的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成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
东汉后期（永寿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人口损失达到60%，至2300万。
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
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达到新高峰。
安史之乱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
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
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2]1290年，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
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
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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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穿越的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图片
读了这些数字，你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有所谓“离乱人不如太平犬”的说法，明白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中国人为什么盼望和平统一。
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在答孙可望信中说，他所见的四川，已经不是人间景象，而似乎是在阴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遍地是荆棘塞道，万里人烟断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类踪迹。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委派的四川巡抚张德地抵达四川之后向皇帝汇报说，对四川很多地区来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为事实上已经没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
沉重的“轻徭薄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反复出现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后，几乎中国每一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
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这是为什么呢？
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区别，就是“名义赋税”和“真实赋税”。
名义上，大部分王朝的赋税都是很低的。比如汉初制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
但是汉代人写的《盐铁论》记载，名义上对自耕农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实际按亩定额征收，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实际税率达到了50%。
明朝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他规定的税率也是三十税一。
但实际上，明中后期实际税收是名义税收的十几倍，沉重的赋税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第二个原因，是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
腐败使得税收大量流失，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朝后期，有可能税收最终到达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税收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被各级官吏贪污掉了。
除了以上这几个原因，导致民众负担急剧上升的通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的“多欲好动”。
汉武帝在位53年间，共发动战争达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战争毫不慎重，没有必要。
比如武帝后期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经常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入绝域，带有某种赌博色彩。
所以后期战争，钱基本都是白花了。
因此吕思勉评价说：“……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虽然很多王朝开国都宣称轻徭薄赋，但是不久都会变成沉重盘剥。
国家规定的名义税率那么低，这些超过名义税率的部分，都是什么内容呢？
第一部分是隐性加税，最典型的是明代。
明代的税率看起来虽低，却从宋代的“货币化税收”恢复到了“实物征收制”，农民要给国家交粮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粮食送到官仓去。这样一来，实际税率就翻了很多倍，因为运费很高。
正统四年（1439年），于谦曾经上奏，说山西每年运往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的税粮，道途之费“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粮食，运费要花六七石，相当于税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第二部分是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受贿。
官府增加民众负担的第三个办法是通过“附加税”，税外收税。
中国通过国家机器直接到每家每户收税。
这看起来比较“现代”。
但问题是，在传统时代，技术上无法建立起现代税收体系，税收管理极为粗放，县令收多少税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
由于传统中央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通常只顾保中央的收入，不顾地方利益，给地方政府分的比例太低，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以地方办公经费的名义额外征收各种附加费。
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也只能默许。
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
饥饿的盛世
那么，为什么盛世中国是贫困的呢？
本来，乾隆朝全国粮食产量比前代大幅增加。这一方面得益于红薯、玉米带来的“18世纪的食物革命”，另一方面是因为乾隆皇帝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据吴宾和党晓虹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国历代口粮总量发展呈总的上升趋势。
其中秦汉为417.6亿斤，隋唐为626.4亿斤，宋辽金元为835.2亿斤，明代为1392亿斤。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跃而达2088亿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个纪录是人口发生爆炸。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一亿。
然而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国人口接近3个亿，增长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个贫困的盛世。
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同样据《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75斤，隋唐为988.7斤，宋辽金元为1457.87斤，明代为1192.94斤。
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从财政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失败
关于鸦片战争的另一个误解，是鸦片战争中国只输在军事上。
其实，中国是整体性全方位的失败，绝不止于军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道光皇帝曾经下过一个上谕，说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是花了2000万两白银。
而据鸦片战争研究的权威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材料进行的统计，这次战争，中国最终是花了3000万两。
那么，英国人花了多少钱呢？
茅海建在《英国议会文件》中看到了英国政府对下院质询时开出的一份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421万镑，最终换算一下，相当于中国银两1263万两。
也就是说，只相当于中国的40%。
这场仗是在中国打的，英国人是万里远征，理应中国有地利，为什么结果却是中国军费比英国多那么多呢？
这一是因为清代后勤体制落后，二是因为官员从中大量贪污，三是清朝财政体制、会计体制乃至税收体制有很多弊端。
各地的清军平时装备很差，根本不能打仗。
出征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制造。
而且出征前，还要发放大量的行装费和路费。加到一起，和新建立一支军队所花的钱差不多了。
贪污数量也很巨大。
比如处在浙江前线的军官们琢磨着发财手段，虚构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这个为名义，骗了国家10万两军费。
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虚构了一支20000人的水军队伍，套取国家兵饷三四十万两。
这类事件在鸦片战争中层出不穷，留下很多资料。各级官员贪污总数最高可达上千万两。有1/3的军费，是直接被贪污掉了。
我们再来看看鸦片战争的军费在中国和英国两国的财政中的占比。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两白银。具体到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3904万两。
鸦片战争花费的军费占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国那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是中国的整整4倍！
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这样的战争，中国能打胜吗？再打下去，中国显然要破产，而英国毫无压力。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
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
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大国，英国是小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1亿。而英国是1500万。
中国的人口数是英国的27倍左右。然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4倍，也就意味着，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是中国的109倍！
那么，为什么中英两国的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两国国民收入不同，我们讲过，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国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
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光荣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收税。
而中国皇帝富有四海，皇权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还有一支人数巨大的官僚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收税。
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税，似乎是一句话的事。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收税能力应该比英国强很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光荣革命，英国的税收能力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的税收能力其实一直很差。
马德斌说，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首先被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英国的国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呢，表面上税收能力很强，如前面所说，汉武帝时期，随心所欲通过税收掠夺民间财富，导致上千万人成为奴隶。
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第一，在普通民众看来，税收就是官府对人民的合法抢劫，纳税积极性不高，千方百计逃税。
第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因为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通过官僚体系征收的税款，真正送达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成为陋规的主要来源，成为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
这就是所谓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因此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很差，无法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税收体系，无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不但在鸦片战争中轻松获胜，在欧洲大陆，也没有了敌手。
在欧洲历史上，英法两国是老对头。
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国力是无法与法国抗衡的。
光荣革命时，英国的总面积是3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是894万。
而法国的面积是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1930万。当时法国的GDP是12159万英镑，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
从国王的集权程度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来看，英国更是远远不行。
英国国王的权力一直受到贵族们的重重约束，而法国国王权力极大，法国王室从14~17世纪一直是欧洲最富有的王室。
因此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不是法国的对手。1337~1453年间，英法打了一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战争，即著名的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
战争以法国获胜结束，英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法国领地。
然而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开始了军事上的崛起，从“光荣革命”到滑铁卢战役的127年里，英法两国有一半时间（64年）都处在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
最终的结果是英国全面获胜，摧毁了法国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辉煌的19世纪。
那么，为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军事力量变得如此惊人？
主要是因为英国人的借钱能力变强了。
上一章我们讲了，英国的税收能力远强于中国。然而，在英国的财政收入中，直接的税收还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国债。
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能力更主要的部分，是体现在“借钱”的能力上。
我们知道，打仗就是打钱，就是比谁的钱经得住消耗。
光荣革命之后很长时间，因为国家体量的关系，英国的税收仍然没有法国多，但是英国通过发行国债，获得了巨额资金。
光荣革命后没几年，1695年，英国的国债总额就达到840万英镑，达到了税收的两倍。
以后更是直线上升，1700年达到1420万英镑，1763年增到1.326亿英镑，而到了1790年，国债总额攀升到2.44亿英镑，是当年政府收入的15倍！
正是强大的筹资能力，支撑着英国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成为世界头号霸主。
换句话说，英国之所以能称霸欧洲，就是因为它在欧洲最能借钱。
相反，法国失败是因为它借不到钱。法国人也不傻，为了打仗它也努力发行国债。
然而法国在这方面很失败。
虽然法国政府愿意付出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政府的两倍，达到6%以上，然而，却没有人愿意买法国的国债。
拿破仑时期在位10年，筹到的国债一共只有6300多万法郎，约合当时的274万英镑，不到英国国债的1%。
这是拿破仑最终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法国人借不到钱呢？道理很简单。
借钱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信用。信用好，能借到钱。信用不好，没有钱可以借给你。
因此，有人评论道：“拿破仑是在用自己的本金和英国的利息来进行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了解了国债，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小英国的财政收入能轻松超过庞大的中国。
那么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什么时候开始超过中国的呢？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在中国的乾隆时期。
在清代早期，也就是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财政收入还远不及中国。
比如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光荣革命前三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为3123万两，英国则为493万两，仅为中国的16%。
乾隆朝的财政收入是人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被认为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359万两。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明代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财政收入是1332万，到了明代收入比较高的1602年，也不过是2295万。
所以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强很多。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国债发行额几何级数增长，英国的财政能力猛增。
在财政收入达4359万两的乾隆五十六年左右，英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00万两，超过了大清帝国。
在此之后，英国更是绝尘而去，到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而英国已经是19511万两，已经是中国的4.86倍。
在财政优势下，英国的军费更是清王朝的数十倍。看到这儿，你就会明白，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毫无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