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三村》读后感
农村的贫困，是中国沉重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并非这些年才被发现的。费孝通先生一生探寻“志在富民”的学术之路，早在80多年前就聚焦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著作《云南三村》凝聚了他对这个问题富有启迪性的思考。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
费先生在序言中说道，这本《禄村》是《江村》的续编，但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费先生将江村和禄村作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进行比较，即为比较社会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土地现状，即江村因为手工业的崩溃从而形成了以佃户为主的存在大量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而禄村因为副业并不占主导继续延续着雇工为主的自营农田制度。这是对费老乡村研究的继续与补充，回应了对《江村经济》并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现状的指责。同时费老提出了关于“类型研究”的理论——全部研究每个社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根据已有的标本对其他的社区进行归类，区别异同，从而实现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有局部接近全体。每一个农村经济的形式，有它一套特殊的结构，也有它一套特具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中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知识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粮食”。这本书不仅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也对中国的扶贫工作和农村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从方法上讲，费孝通从村子入手展开社会研究，并非没有争议。让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子，代表偌大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学者就不同意。比如，费孝通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俄国人类学家史国禄，就是批评者之一。他认为研究中国，不能漫无目的地研究一个个村庄，而应该研究“人种群体”。但费孝通有他的坚持。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看似辽阔，其实村子之间具有很多共性，如果挑出一个村子进行仔细的解剖，从中总结出一些理论，然后再研究其他类型的村子，以作进一步的比较，那最终就会不断地丰富从具体研究中得来的这些理论。而这样的理论，更有可能指导农村的社会变革。
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一个社会变迁的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我们需要学者们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为解决问题提供可靠的参考，使我们的社会能够一点一点地前进。虽然这脚步总是缓慢而曲折，纵使现实总是令人失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