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南旧事》有感
作者 | 何圳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人们常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那么乱世在作家笔下就常常表现为一种奔腾激荡的大江大河。虽然也有沈从文先生笔下远离了乱世尘嚣的《边城》里最最纯粹的爱情等待。然后我们看到更多的却依旧是郭沫若笔下奔腾的天狗和涅槃的凤凰。
当我们把着眼点放在在历史、政治、文化的大激荡上，个体之为人最细腻的那部分喜怒哀乐便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就好像巨浪拍打过后，沿岸上仅存的三两个水滴一样，轻而易举的被忽略掉了。
这本由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女士的追忆之作《城南旧事》却通过另一种视角，即通过一个孩子天真稚嫩的双眼带领读者重新走过那个往昔乱世，不为人所注意的一个个侧面。
在那里烽火狼烟将被隐去，一群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逐渐登场，他们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的各种喜怒哀乐将逐渐清晰。这里没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激荡，岁月只不过是城南老街巷里一条缓缓淌过的清澈小溪。
儿童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林英子来说，她眼中的世界不过是北平城南的一方土地，那里有爸爸精心侍弄的花草，胡同边上空地里的荒草丛，沐着冬阳悠闲而来的运煤驼队，还有偶尔得了父母恩准可以去逛一逛的热闹街市，这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她的生活好像不受乱世控制的世外桃源一样。至少外面的风雨激荡，她感受不到，也看不到。然而我们并不能说这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真实。
就像《论语·先进》曾皙所说的“异乎三子者之撰”的志向一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或许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唱着歌的世界才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大同。
胡适先生说过，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取人格。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正是同样的道理，童年虽然在乱世中度过的，但是回忆并不一定要承担起书写乱世的义务。文字在这里抛弃了它惯常地被赋予了书写时代的责任，仅仅只是一个人回忆她童年的愚爱而神圣。
构成《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被逼着学唱曲的妞儿、惠安馆疯子秀贞、骑着驴回乡下的宋妈、不理人的德先叔和斜着嘴笑的兰姨娘，还有草丛里的偷儿、爱喝酒的善良爸爸。
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或多或少地被当时所处的乱世影响着、改变着，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最后的悲剧都是根植于时代和社会的症结。然而在儿童视角的叙事当中，时代背景仅只是作为一个人背后存在的，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和抹去。
对于宋妈失去一双儿女的悲剧，英子骂的是宋妈的丈夫。她说：“宋妈为什么要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对于荒草丛里的小偷被巡警抓走，大人们抱怨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英子却念念不忘曾经约好的“我们看海去”。
《城南旧事》中的细节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故事惠安馆的结尾：妞儿跟着她妈妈秀贞在大雨的夜里赶去坐出城的火车。对于她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作者并没有明确交代，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与想象的空间。但我们却可以根据书中一些记载来简单拼凑出一个模糊的情状。
书中是这样讲的：
英子在半睡半醒当中听到妈妈和宋妈的一番对话。妈妈还在哭。宋妈说：“可也真怪事，她怎么能一拐就拐了俩孩子走呢？咱们要是晚回来一步，英子就能追上了。唉！越想越怕人，乖乖巧巧的妞儿。唉！那火车，俩人一块，唉！我就说妞儿人家长得俊是俊，就是有点薄相。”
“别说了，宋妈。我是听一回心惊一回。妞儿的衣服呢？”
“鸡笼子上仍的那两件吗？我已经烧了。”
“在哪儿烧的？”
“我就在铁道旁边烧的。唉！挺俊的小姑娘。唉！唉！”
两个人唉声叹气，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时代的症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但是作者没有明确的去说，而是用一个模糊的结尾为人物留下了最后一丝温情。
《城南旧事》的五个故事，每一个都是以离别为结局——秀贞和妞儿在雨夜里出逃；草丛里的小偷被巡警抓走了；德先叔和兰姨娘一起离开了；宋妈骑着驴回乡下了，最后爸爸的花儿落了，而英子也再不是小孩儿了。
大时代的悲欢离合在儿童视角的叙事中被缩小了，人却被放大了。乱世在一个人的记忆里渐渐模糊，由湍起的大江大河倒退回记忆中流淌在北平城南的那一条清澈的小溪。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经过过滤的，筛去了杂质和浑浊，也筛去人和事物背后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纠葛，只留下最外面的一层。虽然看不到世界的全貌，但也恰恰是因为如此，有时反而更能看到世界的真实。
采用儿童视角叙事形式的《城南旧事》，将故事局限在北平城南的街巷和胡同里，淡化了时代的影子。将其中的人物当成一个个个体来书写，不必是某一类人的缩影，也不必是一个个生命的符号，仅仅是用最虔诚的温情还有敬意来书写他们最真实的喜怒哀乐。
1988年当作者林海英女士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北京时，眼见着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却只能怔怔地问了一句“我的城墙呢？”墙，对于一个城市的过去来说，它意味着安全。对于一个城市的现在来说，它阻碍了交流与扩张，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可能就意味着永远回不去的梦中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