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读后感
按：在中国大地上，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合作化运动，还是农村集体经济运行近三十年后的个体经营，都如惊雷一声，不仅使中国农村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使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都是“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民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是无比巨大的。就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又在“平凡的农村”开始了新的变革，这种变革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借鉴。回顾这些年的改革，有成就，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人民公社”的牌子被“向阳乡人民政府”取而代之。这是全国第一个摘除“人民公社”牌子的乡政府，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
适应这一改革需要，《平凡的世界》描述了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的变化，让读者感到分田单干才是农民吃饱饭的根本出路。昨天在这里发了一篇我与孩子讨论的文章《平凡的世界》告诉你什么？今天我们再发一篇我的学生们的读后感。图中照片多是我这些年在农村调研时所拍摄，主要是反映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中一些状况，贴在文中，配合相关观点的理解和说明。
——侯风云
小组成员：赵欢 马跃川 宋卓燕
何家兴 徐乐 赵紫萱
组 长：赵欢
《平凡的世界》讲述了孙少安与孙少平兄弟俩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中不轻易向命运妥协的奋斗故事，通过故事中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平凡人的形象，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全景式地表现了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城乡的社会生活。《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中国文学创造的神话，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是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但在《文学中的经济学》课堂上，老师引导我们思考作品对于制度的分析，于是引出我们下面的思考。
01
《平凡的世界》表现出的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时代的一种否定
路遥在这本书中对于单干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持支持态度的，他认为，只有承包制，才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才能改变当时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与对承包制改革的颂扬相反，路遥对于农村集体经营阶段的生产方式给予了极大的抨击。
一方面，在书中他对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形象的描述基本就没有一个正面形象。
书中提到，“多少年没参加劳动”的脱产干部田福堂、“上级一打喷嚏就感冒”的政治爬虫孙玉亭，或依仗贫苦出身，或滥用芝麻官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孙玉亭既为了讨好田福堂，又为了使自己“贫管会主任”的小官干得更舒心，安排润生和少平进了双水村的初中班教书。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阻挠改革——田福堂着急慌忙地到公社告孙少安想要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状（当时大包干还没有得到舆论的一致认可）。在上面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时，田福堂和孙玉亭一开始是坚决反对搞责任制的，虽然后面田福堂对生产责任制抱有反感情绪，但面对改革的潮流，他干脆也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
原文中——苦难很少理会，只管上传下达，邀功争官。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有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
作品中对于改革之前的集体经济时代的描述，不论是社员还是干部，都是一个反面的形象——
改革前干部形象主要表现在极左思潮的盛行的年代，他们对革命事业崇高的热情被不同程度的扭曲或愚弄。从村干部田福堂、孙玉亭、乡干部徐治功到县委领导冯世宽、地委领导苗凯，职务虽有所不同，作风却极其相似。什么移山造平原，什么假造冒尖户，什么样的事情到他们手里，都堂而皇之具有了政治性和革命性，以至于在小小的双水村，都有了几个职业“革命家”。极左政治变得何等的畸形。在这种左倾政治的长期运行下，老百姓生活艰苦、思想迷乱，各级干部才疏学浅，头脑僵化，从而在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扮演着反对派的角色，而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之时，他们又成了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正如田福堂实行单干，并不是对政策支持，而完全是看到是弟弟的主张。
另一方面，路遥笔下的社员工作状态也都是消极被动的——
“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抱怨他把他们扣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过不了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这时候社员们的劳动需要孙少安的监督。少安坐车进城的时候还得挂念“需要好好把这些事安顿给副队长田福高，不敢让社员应应付付了事。”
再有就是书中对那个时代的部分政策的解读并不客观。书中叹道：
“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食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事实上，当时国家实行援助第三世界的政策。新中国刚成立时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孤立，急需扩大外交，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世界自然成了重要的外交点。而第三世界饱受战争蹂躏，中国援助第三世界的政策合情合理。
除此之外，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浮夸风盛行，虚报成风，制定政策的领导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所以才会出现《平凡的世界》中人们“谈猪色变”的情形。有道是“当局者迷”，路遥身处其中，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当时政策的出发点和长远意义，有误解是难免的。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1975年9月8日出版的《参考消息》援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之恭的话说：“为了农业建设，现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独立生产，注重农业科学化、水利化及在可能范围下的机械化。”
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
“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
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有这样一些描述：
“农民也获得了利益，但这种利益用收入统计数字是表达不出来的，这种利益表现现为较大的安全感，老弱病残的福利事业，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开始试行。……
同时建立起来的声势不太浩大的其他农村工业，却是富有活力的并常常是创新的。”
这些工业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原料，通常采用比较初级的技术，较好地适应了农村的直接需求，实现了发展这些工业的目标。……
到70年代中期，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
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农村地方工业生产。
国家迅速增加的农机生产数量有相当部分由农村企业制造；拖拉机的产量由1970年7.9万台增加到1976年的19万台。
到1976年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农村地方工业生产。
以上数据引自《毛教员指导“大道之行”中的“大道农业”》
02
一味讴歌单干，忽视了合作生产在历史上发挥过的积极作用
农村改革极大的调动了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这是一个事实。
于是文坛一派赞美之声。路遥也饱含热情地赞叹：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一九八O年。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
在路遥笔下，单干的人们个个都干劲儿十足。
“现在,这个一贯热闹和嘈杂的村庄安静下来了，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节奏却异常地紧张起来。春耕已经开始,所有的家庭都忙成了一团。哈呀，多年来大家都是在块劳动,现在一家一户出山，人们感到又陌生又新奇，同时也很激动。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掌握啰，哪个人再敢耍奸溜滑不好好劳动？谁也没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而一头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中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关闭了…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书中对合作生产的评价就远远没有这么正面了。
对个体单干片面肯定的同时，全面否定了集体经济时代。
（这个图片是我们2017年去革命老区调研时拍摄的，这是分田后的农村，第一书记带资金给他们盖村委，但影响了后面的农户的树——里面有一个很让人纠结的故事）
路遥借孙少安之口说：
“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
路遥只是一味地讴歌“单干”，没有认识到组织生产和合作化的积极一面。
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旧社会和“大包干”都是单干，为什么旧社会民不聊生，“大包干”人人都吃饱了饭？
首先，在旧社会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农民不愿意干活；苛捐杂税和地租使得手中余粮寥寥，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力气干活。
其次，在两次“单干”相隔的三十年间，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建国初期集体建造了大型基础设施。这给“大包干”铺设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话：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
看看，解放后的合作生产都不如旧社会！
将“旧社会”“公社”直接对比并不能客观直接地说明“组织生产”“单干”孰优孰劣。
事实上，家庭承包制实施这些年，也逐渐显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资金融通困难、农村人口外流、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越来越多、贫富差距增大等。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农民个体经营走向普遍化。
以上图片是2018我们在山东农村调研时的场景
然而这一生产方式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农民变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个体农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劣质被进一步放大，在资金需求上也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大量农村资金通过各种金融渠道流向城市，但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相比于建国初期，同样是个体化生产，此时由于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农民并不能通过抵押土地来获得生产资金，这就使得农村生产资金链断裂，而这将加大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满足农民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民间金融组织悄然产生，随之发展的还有不同形式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因此，现代农村呈现出土地集体所有、生产资金与产业合作、农户个体经营的局面。
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整块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划算，也不可能。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使得我国农业生产长期滞留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农产品商业化程度低，在与进口农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农村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人口流失和土地撂荒。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务工，直接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问题。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在农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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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调研时拍的包产到户土地耕种状态
在这里的调研中曾产生了一个“第一书记之问”
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应该是“统分结合”，即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是指“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有统有包”；所谓双层经营是指农户和集体两个经营层次。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从利益分配关系的角度，按照当年小岗村的经验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落实到制度与生产经营模式上，就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分散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集体为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从一开始的“土地个人所有、资金个体经营”，到“土地集体所有、资金集体经营”，再到“土地集体所有、资金个人经营”，最终到现代的“土地集体所有、生产互助、农户个体经营”。“统与分”一直是农村经营体制探讨的核心。
这是2016年我在一个村的调研时拍到的村委会办公处
这里只有分，没有统集体收入几乎为零
2018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八条并未作出改变，仍是坚持了1993年宪法中的说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再一次从国家最高法律上赋予了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就我国而言，家庭承包式的分散经营赋予了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弱小农户不会失去土地，保障了农民的获得感，是适应我国农村国情的需要，也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主要形式。
在个体经营条件下，乡村振兴还离不开集体经营“统”的作用，是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实施路径，也是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共同富裕的需要。
正如路遥预言的——
“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式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的气魄。”
从收入分配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收入水平。但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已经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影响农民增收。
《平凡的世界》更多是肯定让人们顾及自己的利益，似乎公社时期人们都不是合作、都是自私，而分开后自私就有了收获、就能吃上饭。
虽然从根本上讲，现实生活中出于人性自私的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损失，无私确实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提升，但是，依靠人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维持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改革开放初期所谓“自私自利”的分配制度其实是“效率为先”、“先富带动后富”的体现，即先把蛋糕做大，再考虑把蛋糕切均匀。
现在看来，蛋糕的确已经做大了，如何把蛋糕切好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市场经济调节下，贫富差距拉大在所难免，这究竟是所谓“先富带动后富”的证明，还是社会矛盾深化的导火索？现在都一无所知。
市场中的“涓滴效应”，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实体经济，为尚未富起来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使“后富”们能够供给劳动力，形成一种组合效应。而不能让他们只是一个资本的“找工人”。
然而这又会产生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一批“资本家”，继续雇佣工人带动工人富起来？答案是，资本家的出现是有可能的，而资本家带动工人富起来的现象基本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本家本身就带有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性质。因此，为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必须有一个监督者存在，而国家正好扮演着这种角色。国家出面对“先富群体”进行一定的干预，如公共产品的均等化配置、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对“后富者”的社会保护，是市场条件下的一种“次生方式”。
此外，我们应坚持现有的分配制度，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并健全税收方式，做好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工作，才能有效保障社会公平。
在探讨个体经营出现的问题的过程中，人们想到了集体经济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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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后的小岗村也从集体资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网络图片）
这是带领塘约村走集体道路的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网络图片）
03
路遥与个人英雄主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单元，个人化的英雄占据着文学创作的空间与诉求，个体成为人之属性的最重要的参考维度和时空焦点。
路遥的文学创作无疑正是从“个人”这一坐标维度发散展开的。
在《平凡的世界》中有大量对于孙少平、孙少安以及田福军这类干部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对于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来说，处在一个明显的历史转折点，曾经让他们无比惶恐，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则让农民诚惶诚恐又满心欢喜地脱离他们依靠了太久的“集体”，奔向个人化、英雄化的奋斗历程，于是一时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成为了文艺创作的主潮。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到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等同于大众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好图虚名、自以为是、居功自傲，个人英雄主义应当是客观的。虽然与中国发展大趋势中的“集体主义”与“团队精神”相矛盾，但我们并不能否定个人英雄主义在时代发展中的作用。拥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更适合负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面对压力和责任时更勇敢，往往可以将个人能力最大化。
正如文中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孙少平、孙少安以及田福军，都是时代变迁中客观意义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
由于“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孙少平只身到黄原城闯荡，在从读书人转变成小工的过程中“咬着牙，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后来又抓住了机会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他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比起死亡来说，此刻你安然立在这桥头，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
孙少安眼光敏锐，看见到处大搞建筑就意识到砖瓦紧俏，在集体分成一家一户后眼疾手快地创办了自己的砖瓦厂，日子过得发红发紫，成了双水村第一个“冒尖户”。田福军担任专员后发表了“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的大胆讲话，在全区农村大刀阔斧地搞生产责任制，不害怕“资格们”的反对，一年多后就使得“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
孙少安的砖窑办得红红火火
以此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路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从“个人”这一坐标维度发散展开的，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虽然有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这样双情节线的基本架构，但弟弟孙少平则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书写地位，对其精神世界的发掘也较为深入。孙少平有着异于自己农民身份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不同于他的亲人，他有着平凡人所不具备的独立、自尊和精神追求。
一方面，他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本应是“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但他却不满足于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努力地“走出去”，一路上历尽艰辛，却不能阻挡他的梦想；另一方面，他有着强大的精神世界。
“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
就是作品对孙少平性格的精准描述。
他以一种新时代下的“现代”农民形象，被不停地叠加着丰富的意涵与属性，独立、自尊、积极向上的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他的身份象征。
这种“积极脱离乡土社会的集体属性、追寻个体存在”的人物形象，在近代文学作品中实属难能可贵。
对于田福军这类改革干部，从基层到地委书记再到省委，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革政治目标，在正式改革之前就有自己相关的想法，但由于现实原因无所施展，而到他任职地委书记之时，刚任职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道路与行动路线。这种不囿于外界条件束缚、在既定社会角色中充分发挥个人意识和个人作用的人物，恰恰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
综上所述，个人英雄主义是路遥在这部作品中的一个落脚点。
不同于当时推崇的集体主义，路遥着眼于个人，将大时代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层面的故事展现到了极致，充分表明他对于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肯定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