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为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写的一部传记。在这部书里，萨特认为波德莱尔的一生都是他自我选择和设计的，从生活作风、立身处世到诗歌创作皆择恶取之，为恶而恶，最终达到恶的反面——善，给世人留下千古绝唱《恶之花》。阅读这部传记，有以下几点给我印象最为深刻。
一、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
波德莱尔认为：“任何人身上，在任何时候，都同时有两种诉求，一种趋向上帝，另一种趋向撒旦。”[1]48这段话我深有同感，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受法律和道德的驱使在意识层面多表现出善的一面，而在潜意识深处则潜伏着恶的一面。就像弗洛伊德给人性划分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受本能的制约，自我介于二者之间，超我受理智的指挥。若没有理智的指挥，人肯定就会在本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有了超我的调节，人才能跳出本能的泥淖，克服自私的天性，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森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化身博士》，探讨的就是人性的善恶问题。
主人公杰基尔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他表面上正直善良，但内心深处时时涌动着恶的浪潮。终于有一天他压制不住恶的冲动，服下自己配置的药丸，变身成海德，四处寻衅滋事，打架抢劫无恶不作。刚开始的时候他只需服用少量的药丸就能恢复正常，但随着他做的恶行越来越多，他越来越享受做恶的快感，因此恶的天性也越来越难受羁勒，这时他必须服用大量的药丸才能恢复正常。最后所做恶行越来越升级，以至犯下不可饶恕的杀人罪过，清醒过来的杰基尔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最终服毒自尽。
这部作品就深刻地探讨了人性的善恶问题，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做魔鬼容易做天使难，为恶容易为善难。古今中外，一些举世闻名的名人伟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道德的污点，比如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在丈夫比埃尔·居里去世之后，曾与有妇之夫保尔·朗之万私通；伟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尽管是世人仰慕的精神导师，但也曾经把聒噪的女裁缝推下楼致使人家终身残疾。这两位名人的行为就说明了人性的复杂，哪怕被称为“千古完人”的曾国藩和“万世师表”的孔子，他们的灵魂深处也都有恶的成分，只不过掩藏得深世人看不到罢了。
我国古人对这个问题也较为关注，比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哲学家探讨人性的善恶问题，较为著名的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孟子在《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2]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3]孟子善意地看待人和人性，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荀子则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性，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但是，不管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有偏颇之处，波德莱尔的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的看法才较为中正客观。
二、“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
波德莱尔经常有自杀的念头，他在一八四五年那封有名的信中写到：“我自杀，因为我对别人毫无用处，而且对自己有危险。”[1]12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也写道：“我所感到的，是一种无边的心灰意懒，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感……是完全丧失欲望，不可能找到任何可资娱乐的事情。我的书获得的奇怪成功以及它引起的仇恨一度使我产生兴趣，然后我又消沉下来。” [1]13此外，他在给J.雅南一封未完成的信里写道：“您是个幸福的人，先生，我可怜您这么容易就得到幸福。一个人必须堕落很深，才能相信自己是幸福的！……您是幸福的。那就是说容易满足！我可怜您，而且我认为我的恶劣情绪比您的幸福更高雅。……什么！您从未有过出走的念头，即便仅是为了换一个景色！我有很认真的理由可怜不喜爱死亡的人。”[1]66-67
波德莱尔患有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最容易患的疾病：抑郁症。这种人天生敏感、忧郁。正是因为敏感忧郁，他们才比一般人感受更加丰富细腻，才比一般人更加关注内心隐秘的情感，因而才能写出打动人心、流传后世的好作品；但也正是由于敏感忧郁，他们也容易对现实不满，对人生丧失兴趣。比如中外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本雅明、海明威、莫泊桑、老舍、伍尔芙、茨威格、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赫拉巴尔等，无不是主动告别人生，主动离开人世。
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最后的访谈》里曾经说过：“我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当你感到快乐时，你就什么都不需要了。”[4]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里也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5]11“倘不是将伏藏在潜在意识的海的底里的苦闷即精神底伤害……乃是作家将自己的心底的深处，深深地而且更深深地穿掘下去，到了自己的内容的底的底里，从那里生出艺术来的意思。探检自己愈深，便比照着这深，那作品也愈高，愈大，愈强。”[5]28弗洛伊德“性升华”的理论也与此类似：“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乐，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6]叔本华在《论人世的痛苦》中也说过：“幸福和满足总是隐含某种欲望的实现，即某种痛苦结束的状态。”[7]路文彬也在《忧郁气质的时代逐弃》里对此有深刻的论述：“相对快乐来说，忧郁永远是更深刻、更沉重的一种情绪。前者是对此岸世界的满足和对彼岸世界的无视，后者却是对此岸世界的焦虑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快乐趋向于浮浅与遗忘，忧郁则趋向于高贵和救赎。……快乐属于向外扩张的情绪，远不像忧郁这种朝内收敛的情绪更具有艺术的况味。”[8]
快乐情绪是产生于对事物的满足基础之上，人一旦对事物感到满足，就很难去进行深入的探索，只停留在表面层次，因而快乐使人肤浅；痛苦则来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因而痛苦会促使人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找出痛苦的来源，寻求克服痛苦的对策，所以痛苦使人深刻，而唯有深刻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作品。波德莱尔的一生是痛苦的，甚至几次濒临自杀的边缘，这种痛苦的经历和体验无人能够诉说和理解，只能倾诉于文学作品之中，通过写作来进行宣泄、疗愈和救赎，因此痛苦造就了深刻的波德莱尔，深刻则造就了伟大的波德莱尔。
电影《天堂电影院》讲述的也是类似的道理。《天堂电影院》的男主人公多多，由于和初恋情人艾莲娜一生错过而成为永远的痛，后来就把这种缺失之痛转移到自己的电影事业中，塑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导演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爱情电影。他的成功正来源于他爱情的缺失，如果他爱情美满、婚姻幸福，相信他不会创造出如此动人的作品。
因此，古人的“苦闷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有你苦闷了，你才会叩问自己的内心，才会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与自己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只有深入自己的灵魂与自己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你的思想才会深刻，你才能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才能俘获更多的读者，打动更多人的心。
三、耐心的劳作、精心的锤炼语言是成就作家的最重要条件
与一般人推崇天才和灵感不同，波德莱尔极为注重后天的努力与劳作，极为注重对语言的修炼，“他宣称自己只相信‘耐心的劳作，用好的法文说出的真理，以及用词恰当的魔力。’”[1]80-81他还说：“我们作为文学劳工，纯粹的文学劳工，我们应该做到精确，我们应该始终找到那个绝对的表达方法，否则就放下笔杆子，终生一事无成……”[1]81
波德莱尔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只靠天赋是不行的，必须后天付诸超人的勤奋和努力，必须对所写的语言进行精心锤炼、深入加工，找到一个最合适最恰当的表达方法。
路文彬也在《小说关键词新解》中里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叙事首先要求的是小说家的语言功底，只有在确保能够准确、流畅地使用母语的前提下，叙事才可能被真正谈及。”[9]而语言的修炼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读书破万卷、写作破万页的结果，它是作者苦苦思索、苦苦锤炼的结晶。贾岛曾为“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反复比较；王安石曾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百般推敲；卢延让曾为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曹雪芹为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村上春树为了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去写作而练习长跑；爱迪生那句名言更是广为人知：“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付出超常的努力，必须对语言进行精心锤炼和加工，必须在古今中外众多词汇中找出一个最适合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结语
综上所言，就是我读《波德莱尔》的感悟：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要想成为作家，必须付出足够的努力，必须精心打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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