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司令员到检察官》读后感——致老营长孙汝明,是战友樊吉光曾经发表在某网络上的一篇文字,情真意切,反映了老兵的心声,值得阅读。最近,这篇读后感中的主人翁孙汝明战友告诉我,他再阅这篇读后感后,仍然非常感动和感慨,希望能将它转登在“微微风徐徐来”公众号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难忘的历史。遵嘱,我全文照转如下:
清明节期间,我与贵阳市11名原陆军33师98团的老战友及2位家属,怀着对31年前参加自卫反击战牺牲战友的思念,驱车一同前往云南金平县烈士陵园为他们扫墓。去回途中受到早旗翔、周光明、刘宝华、刘豫昆、郑大元、孙汝明、王山云、陆五一等云南老战友们的盛情款待。同时有幸获老营长孙汝明所著《从司令员到检察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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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至家,迫不及待地拜读,看完后夜不能寐。想不到,一个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的武官,能用记实的手法记录自己大半生奋斗历程,给他的战友们留下很多难忘的故事。且文章结构严谨、符合逻辑、文字流畅、朴实无华、叙述得体。阅后深感:不简单、不容易、值得看、受教育、难忘怀、世态凉。
说不简单。即一个农村的初中生参军到部队,从战士成长为军分区副司令,戍边卫国30多年,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用其顽强的毅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成就了军旅生涯的辉煌。回到地方,从事检察官工作,一切从零开始,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司法实践, 很快进入国家公诉人的角色,为许多重大案件的定性、公判充当主力队员,也为纠正一些冤假错案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得益于主人翁在部队锻练出来的扎实功底。
说不容易。一本24万字的长篇,若不搜集翻倍以上的资料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及文献,是难以完成的;若没有超强的记忆力,这么多历史事件、时间、地点和涉及的众多人物是难以再现的;若不注重平时积累观察,不善于事后总结经验与得失,不加强文化修养,不加强写作知识学习,不勤于笔耕,那么白纸上这么多空格是不易填满的。
说值得看。书中的主人翁,从16岁参军入伍到60岁从昆明市副检察长岗位退休的经历,也是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前5年,国家从贫穷到富强的经历。其所在部队的变迁,不仅仅是军事训练、农副业生产、国防施工、抢险救灾、自卫反击、边境防御、整编撤编那么简单,而是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的发展变化需求。
通过笔者自身经历和涉及的事件,让读者看到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的部队、军人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不变,但其内容细节在不断变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书中描述得真实感人,同时也体现“一个人有了当兵的经历,终身无悔! ”。
到地方工作后,领悟了在地方上要取得进步,对军人来说更不容易,其中世态的炎凉、仕途的奥秘、为人处世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军队干部的青春年华都贡献在部队,下来已没有年龄和文凭优势,如果从事的专业再不相近,加之个别小人作怪,那真是东山难起了。
再看看现在有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把军人形象都给毁了,当兵的就象《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 朴实、憨厚、愚味、固执、没文化;当官的就象《亮剑》的李云龙自高自大、目无上级、满口脏话;象《狼毒花》的常发,无知、自负,文盲加流氓、搞搞女人很正常。
殊不知军中多豪杰,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精明强干、涵养深邃、适应性极强的数不胜数。只不过下到地方后他们刚直不阿、心直口快、不转弯抹角的性格被一些人误解了,这些人是不会把部队军人与政治、经济、金融、司法、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被这些人嫉妒和当垫脚石的。
说受教育。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很短暂,幸福的童年各有各的相似,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同。从少年到老年,回头望,如过眼烟云。但各自经历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磕磕碰碰、坎坷不一的。一个阶段,一个细节、一个转折都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且还要随国家的兴衰而兴衰,随国家的富强而富强。有的平平淡淡、有的不同寻常,有的充满传奇,有的功就名成。人生是否能取得成功,与自己的努力奋斗分不开,也与能否遇见“伯乐”分不开,同时还要顺势而行、抓住机遇。
书中描写的不少将校军官和成功人仕,各有成功之道,但都少不了勤奋、刻苦、顽强、自励、自尊、自爱、自律。正所谓“天道酬勤”,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感之、悟之、叹之,自愧不如。
说难忘怀。我当兵时间不长,老首长们叫军旅生涯,我只能叫军旅生活。不管是当战士退伍、当军官转业或在部队颐养天年,在部队的生活是没齿不忘的。况且,这本书叙述的故事和部分历史事件,与我息息相关。随着作者的描述,我好像又回到离别多年的部队,我的战友、老领导一一在我脑海浮现。难忘战友手足情、生死情;难忘领导培养情、兄长恩;难忘部队营房、生产基地、野营拉练、国防施工、自卫反击、精简整编,难忘那青春飘洒、激情燃烧的岁月。
说世态凉。当今的社会,大多是好的,确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当兵的只有在抢险救灾、用生命捍卫祖国的时候,才是最可爱的人。一回到地方不是就业困难,就是降格使用,再就是受排挤,职称、职务、分房等等倍受刁难。
一个副司令员下来,一家4口只能住在8平方米的木板房,公理何在?这也让我想起单位1994年的一次分房,我们复转军人占单位人数近四分之一,在重要岗位上工作的不少。一把手规定:行龄、工龄算一年打分,军龄二年只算一年打分,这样一来,人家从地方参加工作的只要15年工龄就住进新房,我们工龄带军龄20年的却无缘沾边,这是什么政策?公平吗?
书中写的“妄论林某某与薛霸、董超”一节,写得入木三分,就好象写我知道的事情一样。这种跟领导开车的个别驾驶员作祟现象,我想全国都有,原因是他们知道领导的隐私,偶尔知道一些单位的核心机密,领导学车出事他们承担,领导去见上级、行贿、会情人,他们去送,有些不可一世,看誰不顺眼就烧誰的火,与誰亲近就帮誰,自己犯错领导不敢讲,一但领导没了实权,他们不是嘲讽、就是冷遇,一但自己失宠,领导也跟着遭殃。因此,用好身边的驾驶员也是一个单位主要领导们的必修课。
虽然世态炎凉,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与其受人压制打击、屈就于人,不如释放自己,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看古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郑板桥、曹雪芹、蒲松龄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又算什么呢?这就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考场”的哲理。
该书存在的不足:
一是《作品选萃》应注明文章被刊载的报刊、杂志名称和时间,让读者更加信服。
二是《作品选萃》中的“访美观花录”描述得相当好,文笔也很流畅,但不知是官访还是私访,没有交代清楚,易引起读者误解。
三是阿拉伯数字与中国数字运用欠妥,通篇公元年份有时用阿拉伯数字,有时用中国数字,显得零乱。还有相互搭配的。如:182页第二自然段“1992年三月”,正确的写法要么用“1992年3月”、要么用“一九九二年三月”。
因自己1991年6月至1996年12月参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金融志》的编写,了解一点写作常识。写史志或书(含公文),正文中使用阿拉伯数字和中国数字有严格规定,公元年份应统一自始至终用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文中叙述某某年、月在做何事、公文末尾日期用中国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者只取其一,不能相互搭配,不可混用。
文中序号等级也有讲究,段落中一、(一)、1、(1)、①依次使用论述的按此序分,若文中论述不按大“一”中(一)小“1”依次进行论述的可省略序号。如这本书中294页至298页“青少年犯罪透析”小标题‘青少年犯罪特征’以下正文的序号可略,抬头重点用黑体字标明。
几点小建议:
一部好的作品应是数易几稿才出炉,出版印刷也应大小三校,错漏不超过万分之一,选择的出版商和责任编辑一定要负责任,错漏太多给读者阅之不悦,甚至会认为不是正规出版物。让作者付出的心血大打折扣。钱花了,未达到最佳效果。此外,第一版过后还可根据读者的信息反馈再进行润色修改。所提建议如下:
一是如果你提供资料,让你书中的好朋友“老董”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写,效果比用第一人称写要好和客观得多。因自古以来生不立传、盖棺定论,当代写史、隔代修志是中国的国情。我看过黄克诚、彭德怀的传记、看过写毛泽东的《领袖》及一些将帅录,大多用第三人称,也看过一些名人用第一人称写的回忆录,但记事记史多,很少记人、评人。且很多领袖及有重大贡献的大人物是不写自传的。用第一人称写自己的传记很少,因为写自己必然牵扯到相关健在的人,且不好褒贬,尽管处理得巧妙,但很容易引起知情人的误解,带来一些隐性的不良后果,不利己利人。
二是书中的一些地方语言应上升到通俗通用的语言。比如在写“王永生与张丽萍”一章中(第22 页正数第八行)写到“人又长得子弟”,不是云南人或在云南呆过,就不知“子弟”是什么意思,如果用“英俊”大家都懂了。还有书中第171页正数第十行“人死吊朝天”,不如用“人死卵朝天”等等。
三是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应穿插印在正文中,图文并茂,比全部放在前面效果要好的多。
冒昧给老营长所著《从司令员到检察官》提了一些不足和斗胆建议,因为这是4年多来我一字不漏(含标点符号)看过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是我的一个当黔南州图书馆馆长的朋友冯举高先生写的《弯路直走·潘一志传奇人生实录》,用的是第三人称写的传记,他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照片描写再现主人翁的一生。
书中主人翁是贵州黔南州的一个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与分区副司令级别相当,也有可比性。甚至他的经历没有我的老营长那么丰富,那么险象环生。只不过该政协副主席生死跨过“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他是一个喜作古体诗词的水族文人,一个关心民瘼、善良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个拒绝官场、避世躬耕的隐者……, 充满传奇。
民国、共和国两代的政府要员都请他做官,因为他一生追求的是民主自由、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宁可众人负他,他不负人,宁可弃官务农,也不愿做贪官、昏官、糊涂官。他一生做了不少贡献,受了很多委屈,最后也是在州政协副主席位置上过世,死于“文化大革命”后期。
书中的许多故事让我震撼、流泪、伤感,也是影响我提前十年退休的一个重要因素。该书四易其稿,垫资付印,没有错漏,经我之手帮他推销了百余本,给他写读后感的人也不少,第一版印了1500册,现所剩无几。
这本《从司令员到检察官》同样很吸引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利用5天不到的时间把它看完。从中,我看到一个家庭贫寒的初中生从军后,通过几十年的磨炼,也算九死一生吧,没有后台,没有“臂膀”,从战士到军分区副司令,再到昆明市副检察长,干的是军事、办案,却妙笔生花,可谓“文武双全”,期间的苦涩、艰辛、勤奋可想而知。他的耿直、执着、自信、抱负、追求、成功,是很多我的战友和我都没想到的。
我想这也是我的老首长转业到地方,遭人揣摩、嫉妒、排挤、暗算的原因吧。因为当今不是人才少,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才太少,且转业军人已失去年龄和文凭优势。许多人只记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名句,但通过这本书,我又回想起从1976年3月入伍到1986年9月转业的军旅生活。我的生死战友、我的老领导、老首长又一个一个在我眼前闪现、梦魂环绕。新兵生活、军事训练、野营拉练、文艺演出、国防施工、自卫还击、行军时“一、二、三、四”的口号等等又历历在目。如今虽早已过知天命的岁月,我青春无悔,军旅无悔,人生无悔。
其实,1977年初我从团直机炮连下到3营11连守天生桥时当副班长,到1981年3月我当3营机炮连的副指导员,你一直是我的老领导,老上级,只不过我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参加团、师宣传队演出及到团机关帮助工作,你对我的印象不深。自卫反击战后1979年4月底回西双版纳小勐养, 同年9月我被任命为3机炮连2排长。有段时间团首长把干部分为“虎牌”、“猫牌”,我这个文艺兵只能是“猫牌”,所以也不被看好。
记得1979年2月28日自卫反击攻打5·17高地时,我是3营3机炮连4班长。营前线指挥所是你指挥,由于对敌力量估计不足,首次进攻失利。再次组织进攻时,我们班的八二无后坐力炮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摧毁敌军一挺重机枪,为8连的战友们攻克敌阵打开了胜利的通道。事后你马上叫营部文书(江苏籍的战友)来找我了解情况,并请李荣光连长、王勇指导员给我们班记了集体三等功。你也印象不深,书中未提及。但从书中也看得出“5·17”一仗没打好,你不愿多提。
瑕不掩瑜。是非成败自有公论。这本书写得好与差,读者自能体会。本人认为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记实载史,写事记人,忠于现实、忠于生活、忠于原型、忠于真象。除忠实记录自己人生之旅外,还披露了一些发生在云南、震惊全国的历史事件和案件。同时弥补了一支撤编部队历史上无系统文字记载的部分空白,为原云南省公安总队、原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原陆军33师及98团、蒙自军分区部分战友、红河州金平县的民兵和原陆军11军师以上的部分老首长们,留下了难得珍贵的历史资料片断。
作为原陆军33师98团的一员,我十分感激你——我的老营长。你是有心人,务实、吃苦耐劳、特立独行、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为实现自己的诺言而不懈努力。当你转业后,不是军人的人们爱你、嫉妒你、又算计你。与你相比,我转业到地方后的坎坷不值一提,因为这一辈子,我自己的定位永远是个安分守己的小人物。
不看你写的书,我也时常在梦中梦见我的亲密战友和首长们,时常想起我的军旅生活。然而,看了你写的书,我心情更激动、思绪更冲动,久不能寐、魂牵梦萦。如果不是当年大裁军,可能我们团、我们师、我们军还会出几个象廖锡龙、何其宗、赵宗岐、曾祥炳、张继忠、苏玉泰那样的将军,象陆五一和你一样的大校军官。
转业至今,一想到安埋在金平烈士陵园的战友们,什么工作好坏、生活艰辛;什么官场仕途、功名利禄都无所谓,我太知足、太满足了。我也经常叮嘱我的后代,要珍惜生命、珍惜生活,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做社会有用的人,实现青春无悔、生命无怨。
我最大的愿望是:忠心祝愿生活在祖国天涯海角、东西南北的老战友、老首长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