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注疏》读后感
王阳明信奉儒家，对儒家思想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儒家思想为中国古代的人提供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了一个人世界是什么，他该怎样活，儒家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它以实现社会秩序为核心。王阳明的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限制，比如无论是“知行合一”还是“致良知”，王阳明都是从“做圣贤”的角度去理解和应用的。王阳明的哲学，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是功利性的哲学，理论跟实践揉在一起，它不是纯粹思想性的哲学。这既是心学的局限性，也体现所有哲学的困局。哲学要么指出人没有特定的意义，这样的哲学不能告诉一个人他该怎样活；要么指出人有某个特定意义，给人指出方向，但无法避免质疑。我们现在就可以质疑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致良知”不是必须跟“做圣贤”结合在一起的，“做圣贤”不是人必然的、唯一的人生理想跟追求，人是可以有很多的信念跟理想的。不过，王阳明心学的这个局限性，也反映出王阳明的伟大。“做圣贤”是为了成为圣贤之后，能够服务大众，造福社会，不是为了一己的声名。
一、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客观现实，不被自己的主观偏好干扰，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当然，王阳明没有把知行合一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科学方法来阐述，他是结合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提出知行合一这一说法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科学的方法，但他把知行合一作为达到儒家理想的方法，从未分割。从他平定宁王之乱期间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他并未将知行合一局限在实现儒家理想的领域。
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原因和目的，是实现儒家理想。王阳明对“格物致知”深入思考，提出知行合一的说法，他的目的是做圣贤，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一种方法应用于实现一种理想，就不能把这个方法跟这种理想等同起来。因此单单“知行合一”四字，绝对无法概括此时王阳明思想的全貌，它只是一种方法。《传习录注疏》前半部分，王阳明回答学生提问，尝试通过提倡知行合一来解读儒家经典、阐述儒家理想。此时的心学尚未成型，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只能告诉人家该“怎么做”，而没有指明王阳明的儒家理想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此时的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是为了达到某种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认识和把握，反映了王阳明对人类智慧本质的深刻洞察，不过他始终都将这种洞察结论跟儒家伦理相结合，或说“用”在了中国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公元1520年王阳明48岁的时候，提出了“致良知”，他的心学到这个时候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哲学思想。
二、致良知
“致良知”，就是王阳明对“如何达到人的最佳境界”的概括总结。王阳明说：“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到底是什么关系？“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是为实现“致良知”而设置的一个辅助设施，“致良知”是根本目标，“知行合一”是为了说明如何达到目标而施设的一个工具。如果已经能够致良知，那么就不需要强调知行合一了，致良知就必然知行合一。
到底什么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儒家经典所说的“性”，他们根本上都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人的“知觉能力”，英文单词的“consciousness”，这是个中性的概念，而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倾向于“善”的，从“良知”这个词的“良”字可以看出这一点。人的知觉以人的生理结构为基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原应是中性的。但是人几乎所有时候，都对自己的知觉结果做出评价，具体说就是价值判断，所以人的知觉又自然地带有主观色彩。人把自己的知觉用在什么地方，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知觉就是以此为性质的，为此而产生的。王阳明带着伦理的目的考察“良知”，无怪乎他也就自然地把“良知”应用到儒家理想上，认为当一个人清除了自己的私欲和杂念时，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就成为了“良知”，而他也就自然知道了伦理的内容和次序，这也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圣贤。从而王阳明认为只有立志做圣贤，才能“致良知”，而“致良知”的结果就是成为圣贤，从而实现儒家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怎样做到“致良知”？能清除私心杂念，就能致良知。但是普通人如何没有私心杂念？王阳明认为只有立下了做圣贤这个最高志向，才能用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有效地、彻底地清除私心杂念，让自己的知觉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上去，这个时候再去观察自己、认识世界，就会认识到世界的规律——伦理的规则，也就是所谓的“天理”。这是王阳明对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解。这也是王阳明对《中庸》等儒家经典的终极理解。为什么伦理规则成为了“天理”，而不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比如自然科学的原理呢？我想这是因为中国人是从世界万物重要性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中国人给世界万物排序，建立价值体系；而世界上人是万物最灵，因此中国人的世界观以人为中心，又对人按照重要性排序，出现了君臣父子这样的序列。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伦理就是天理，万物都必须从伦理角度找到它的位置。因此王阳明的心学，必然以伦理作为最后的归宿。
此外，王阳明不认为必须立志做圣贤才能做到“致良知”，只不过只有立志做圣贤，才能把私心杂念克制得最彻底，才能实现儒家理想。
三、心学与唯心
对心学最常见的评价是“唯心主义”，这个评价对不对？
王阳明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万物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感知。他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因此他说人跟世界是一体的。王阳明的意思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地球因为有了人类智慧，才有了意义；而人类智慧产生的摇篮跟用武之地也正是地球万物。这个认识是符合现在人类观点的。如今科技发达，人类探索宇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发现有没有像人类一样的外星生物，也是因为人类认为是智慧生物让行星存在具有意义。从这个观点来说，不该认为王阳明是唯心主义。
王阳明曾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否认了客观世界里花的存在，只承认人脑里花的形象呢？不是的。王阳明想说的意思是只有当你去看花的时候，花才对你产生了意义。也就说，人要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如果不是自己去看，那花在与不在，对你来说没有区别。同样地，要追求“天理”，就要自己去观察和思考这个“天理”，如果自己不能立志、不能诚心，没有驱除私心杂念，那么自己永远接触不到“天理”，别人也无法告诉你“天理”。这便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道理。从这个观点来说，也不该认为王阳明是唯心主义。
王阳明有唯心主义的地方。他认识到了人类知觉的本来面貌，知道如何正确发挥人类智能作用，认为只有排除了私心杂念，才能得到正确认识，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知觉和智慧，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认为人类知觉只有一个终极应用，那就是“致良知”，把“天理”跟人类知觉捆绑起来，把伦理规则跟人类智慧混为一谈，这就是唯心主义了。不该把“良知”的范围扩大到伦理之外，除了“良知”，人类还有很多智慧结晶。不该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跟个人的世界观等同起来，好像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圣贤一样。不该把科学运用人类智能的方法，跟个人修养绑定在一起，这二者是有相关，但不是必然的。
四、王阳明的理想
王阳明的儒家理想，既是政治理想，也是个人理想，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圣贤，不是独善其身的人，而是能够治平家国的人。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就是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人看来，个人跟社会和自然本来就是不分的，因此个人成功的最高境界，是跟社会和自然融合在一起，个人意志和自然意志合二为一。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王阳明为什么把做圣贤跟“致良知”绑定在一起。对于他来说，人跟社会和自然都是一体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把自己的意志投放到社会和自然上去。由于他从小立志做圣贤，他无法放弃自我意志去信佛或者信道教，在当时的时代，他只能选择继承儒家理想。“致良知”有玄学的意味，因为若说“致良知”能让个人修行达到最佳境界，尚可以理解，要是说“致良知”了就能知道如何治理国家，恐怕还很牵强。王阳明硬把运用智慧的方法跟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理想的方法等同起来了，只能说他指出了第一步该怎么做，那就是做圣贤，至于做了圣贤之后到底怎么治国平天下，他是没有说到的，可能他认为做了圣贤，自然就知道怎么治国平天下了。但是毕竟是两回事。
读《传习录注疏》，顺便学习和温习了其他儒家经典。阅读体验很好，多认了几个字，多学了几个词。口语化的语录，让我们知道当时人是怎么说话的。了解了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虽说整体上不好把握“心学”，但是带来很多启发。尤其是告诉我们要“戒慎恐惧”、省察克治，要去掉人欲物欲，要动态把握自己的知觉状态，这些对于加强自律，合理运用自己的智慧，都是很重要的提示。最后附上第258页上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之体，就是知觉。意之动，就是私意。良知就是伦理规则。格物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