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
用这本书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再合适不过了。
菊与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挑战不断的世界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挑战。让日本人感到放心的生活方式，则是万事已提前规划好。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不可预知的意外。
美国人对一些救人于危难的行动都感到兴奋，如果他救出的是“受伤的”或者“被损坏的”，则更是英雄行为......日本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不断强调，只有视死如归，临危不惧才是美德，谨小慎微的态度一点都不高尚。日本士兵被教导：死亡本身就是精神胜利。
日本人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采取一种“伤损弃之”的态度，极端表现就是不投降政策。
日本人认为荣耀是属于奋战到死的人，哪怕毫无胜利希望，日本士兵也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的炮火，进行一次集体自杀式袭击。总之，军人不应该投降。
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如果最终失败就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日本人所宣扬的“各就其位”理念，其实是一种深植于他们社会经验的人生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就是他们最熟悉也是最习惯的生活方式。
当美国人回到家庭的怀抱，他们就会把礼仪抛诸脑后。但日本人却正是从家庭中学会尊重并严格遵守规则的。
日本武士家臣，不同于欧洲的骑士，既不是拥有土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一个拥有财富的士兵。威望通常依托于财富和排场，因此，武士不得不一再强调一个信念：勤俭即最高美德。
日本人奉行的格言是：万物各就其位。
只有在某些场合，日本人才会受恩于人而不觉得被冒犯，他们不喜欢随意接受那些会让他们有所亏欠的恩惠。
日本人对琐事的极度敏感和脆弱，在美国通常只会出现在青少年流氓团伙的犯罪记录中和神经症患者的病例里。
美国人觉得爱、仁慈、包容都是无价的，因为他们是无条件给予的。但是在日本，这些情感的给予都有附加条件。每一个收获爱、仁慈和包容的人都成了亏欠者。
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的伦理体系就不断被日本采用，“忠”和“孝”本来也是中国的词语，但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些美德是无条件的。中国人认为有另一种美德超越了忠和孝，而且它是后两者的前提。这就是“仁”。通常被翻译为“仁爱”，但它几乎涵盖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老师在上课时说一个人的最高职责是爱国，这个老师会被认为不合格；因为最高职责应当描述为：对天皇本人的报恩。
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的是义理。”
义理的规则，完全就是强制性回报的规则；他们并不要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举止仁慈。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履行义理，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就会把他看作‘不懂义理的人’，从而让他抬不起头”。正是害怕非议，人们才不得不服从。
每当新年临近时，旧账必须清算，那些无力支付的负债人很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如今的除夕夜，依然会有人通过自杀来补救名誉。
保守的日本人会严格区分饮酒和吃饭。在供应清酒的乡村聚会上，只要一个人尝了一口米饭，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了。他由此进入另一个“圈子”，他必须保持两者分开。在家里他可以在饭后喝清酒，但它不会同时又吃饭又喝酒。他必须在开始一种享受时，放弃另一种。
日本人不需要快乐圆满的结局，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和共鸣便能令他们满足。
这句话让我想到《艾米丽在巴黎》的法国人
日本女性不能让人看见自己睡姿不雅，其严重性就像美国人不能让人看见自己裸体一样。
在日本电影中，他们把那些和女孩在一起时无拘无束的年轻人斥为“坏人”；而“好人”则是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在漂亮女孩面前粗暴无礼的人。
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是，通过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
作者把日本归为耻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两者的区别在于耻感文化不是来自绝对道德，而是来自外部制约，是需要观众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政府和他人见证，饿醒没有被揭露，人们不会感到羞耻。
日本人最喜欢的罢工形式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产让管理层丢脸。三井持有的一家煤矿，罢工者把所有管理层阻拦在矿井外，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期间也增加了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