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
70多年前，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来自农村，费孝通深入实地考察了这群人，并以他超前的视角，写下了《乡土中国》这本书（1948年第一版）。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还是来自农村吗？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再没有一个像费先生一样的人，对中华土地上这广大的人群进行如此深刻的研究了。当代中国，需要再出一个费孝通！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里的许多观点，不仅从侧面体现了他的博学，而且给人一种十分“正能量”的感觉。在这里分几个章节摘抄几段费先生的著作，并阐述下我的看法，希望能做到抛砖引玉。
文字下乡
费先生对于文字和语言的力量有着如下见解：
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思有限的。
据说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文盲高达80%，费孝通作为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承担了“教化”乡民的责任。然而，他并没有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是从务实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文字的看法：
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
差序格局
费先生对中西道德观念差别有如下分析：
团体的代表——神，必须是无私的。每个“人子”，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分子”，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这样每个个人人格上的平等才能确立，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
对西方人来说，最大的父亲是天父，耶和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套精巧的说辞（参考《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人类最有力的工具是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奠定了西方道德和文化的基础。
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最大的父亲，在家庭中，最大的是亲父；在一乡一镇中，最大的是父母官；在国家，最大的是天子，但是天子也无法充当耶和华的地位，因为“天高皇帝远”。即便是道家的玉皇大帝、佛家的释伽牟尼，也会对恶人善人区别对待，跟基督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礼治秩序
费先生并不同意简单地将西方归类为法治社会，将中国归类为“人”治社会：
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在费先生看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更是一种“礼治社会”：
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从西汉成书的《礼记》，到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人离不开这个“礼”字。没有为首的礼，就谈不上义、廉、耻。人人懂礼的社会，就好比世外桃源，是理想的，不存在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村，世世代代沿袭着自身的传统，下一辈人踏着上一辈人走过的足迹，甚至连朝代更替都不感知。
然而，不论是乡土中国著书的国共内战末期，还是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的变化是极其之快的。费先生在讲到英美的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时说道：
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 Test 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彼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从礼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而如今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从全面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两个时代转变所带来的痛苦，真真切切地落在了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身上。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像费先生一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至少，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这能让我们经历的痛苦少一点，痛苦的时间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