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大概是亦轻亦重的代表。当无需再承担父亲、儿子的责任,游走在各色女人之间却讨厌现实的亲密与约束时,渣男的他是轻的形象。当他视特蕾莎为顺着河流漂下在涂着树脂摇篮里的婴儿时,当被特蕾莎以女人的柔弱召唤时,重情的他是重的形象。他的重,是对特蕾莎灵魂的怜爱,是萨比娜眼中忠于一人的背叛;他的轻,是对萨比娜肉体的贪欢,是特蕾莎眼中放浪形骸的罪恶。托马斯是矛盾的,放荡与纯情并存,两种极端无法置信地糅合。迷途漫漫,终有一归。他把家庭责任和社会职业的重变为轻,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在城市间的辗转里,在情妇间的混迹里,执念于女人身上百万分之一不同的他,最终选择了特蕾莎。非此不可?非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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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大概是重的代表。面对母亲坚持要和女儿一起活在没有羞耻的、所有肉体都一模一样的世界,试图透过肉体看向灵魂的特蕾莎选择了逃离。毅然前往布拉克,将自己全部的生活与渴望系在六次偶然下才只见了一面的托马斯身上,只因正是(托马斯的)这声音让特蕾莎那羞怯地深藏在体内的灵魂升腾起来,她相信在托马斯的世界,她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然而,特蕾莎存在主义式的眩晕,是现实将其扔回原以为逃离的世界。她听到身下空虚里的声音在引诱、在迷惑,是无法遏止的坠落,却也害怕和抗拒往下跳的渴望。只有忠贞作为武器的特蕾莎,在彼得山上喊出不,却掉入工程师的陷阱后,看着被折断爪子勉强抽搐的乌鸦最终死去。托马斯,她唯一的支撑点,将感情的主动一点点转移在她的软弱中,直至两个人都死于重之征兆。
卡列宁的微笑,一定是有我未看懂的层次。托马斯和特蕾莎,剪断了所有与他人的联系,只有他俩。逃离了媚俗,是否实现了大写的牧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牧歌献给另一个人。当把托马斯变成了兔子时,特蕾莎达到了目的。天空过着一轮淡淡的月亮,仿佛是死人屋里一盏忘了熄灭的灯。“我不乐意一年到头嘴里叼着个羊角面包,你就不能给我弄点新鲜的东西吃吗?”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象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所以动物可以幸福,但人不可能幸福。因为真正的重复又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甚至厌恶。得不到的才会是白月光。
萨比娜大概是轻的代表。认为忠诚是真我的丧失而拒绝做父亲的乖女儿,从此开始了一生的背叛、反抗媚俗和寻找自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男人的怀抱到另一个男人的床笫。在萨比娜看来,生命的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只要有人在场就不得不扮演社会的角色,就是活在谎言中,真我就被剥夺和掩盖。背叛就是逃离社会定位,所以萨比娜选择背叛,选择切断自己与生活的联系,却只找到两扇闪亮窗户后荒谬而感伤,最终走向生命的虚无。
弗兰茨大概是不轻不重的代表。他的重是可笑的历史和刺耳的音乐,他的重是对米兰昆德拉所讽刺的、媚俗的伟大进军的追寻与陶醉,他的重是对反抗媚俗、背叛社会定位、来自超凡之爱、天堂之爱的萨比娜的忠诚与效仿,他的重是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柬埔寨游行途中。或许,弗兰茨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托马斯写给特蕾莎的那句“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究竟为何而来,就是让他最终明白自己真正的生活,唯一真实的生活,既不是列队游行,也不是萨比娜,而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女大学生。
他们四个人是我们全部的人,他们的轻与重,都承载于灵与肉的纠缠中。而灵与肉的和谐统一,需要用爱和责任调和,达到平衡。对于人生和生活,则更多的是不解之词,甚至误读,一如玛丽-克洛德在弗兰茨垂危之际眼神的解读与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