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赵匡胤》有感
灯下夜读有感。邓广铭先生《论赵匡胤》一文，偏颇之词实在不少。其一，有夸大赵宋之嫌疑；比如，在“解决统治集团内部军人跋扈骄纵的问题”上，即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上，只字不提五代自后唐至后周以来对骄兵的清算、对藩镇的频调以及对禁军中殿前侍卫的分立，其中以战斗力为由淘汰老兵而吸收并提拔新兵这一举措就并非赵氏首创。其二，过分低估了周世宗一朝；比如，先生反驳“赵匡胤违背柴荣先北后南的战略实则错过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机会”，称契丹穆宗朝虽昏庸但战力犹在，理由是其在位最后两年（即968年至969年）赵宋两次败于太原：先生实在过于书生气，竟忘了周世宗北伐是959年，距赵宋败北还有整整9年呢！一鼓作气，战机易逝，何况时隔数年呢？先生却又言，“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周师之必胜”：既然未可知，可又有证据证明周师必败呢？历史在后来人是必然，但在当时人却可能是偶然。
另，后周世宗柴荣虽然在位只有六年，但若无其遗产则绝无赵宋之繁荣。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征南唐（令其辞了金陵宫殿之上的鸱吻，又割了淮南十四州）以及收复三州三关之外，还有许多鲜有人知。比如赵宋继承的其对佛教之整顿，即敕额庙宇、沙汰僧尼达半数以及废寺三万余所等：此举既让僧人归田，释放了生产力，又肃清了自中晚唐起佞佛分乱的思潮，为赵宋一统中原做了文化铺垫。同时，这也是自唐武宗“会昌灭法”之后，使得佛教迈向本土化以及世俗化的重要一步。再如，其惩治吏治（执行队伍）的同时又命人编纂的《大周刑统》，删繁就简，不仅一改唐末以来法纪无序的局面，最后更是成为了《宋刑统》之母本。
悲夫！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可惜，天妒英才，柴荣早逝！世人读史往往因其短暂而一笔带过，不加思考。但这盛世衰世二元对立的观念，实在不应出现在历史学者之中：若非如此，又怎知盛世里有衰世之迹，这衰世里亦有盛世之气？——最后，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吾却不以为然。私以为，赵宋羸弱之根本在于正当性不足，既无强兵足以一扫八荒，又无真理使得万方来朝，绥靖获助，侥幸得国，所以处处提防，毫无豪气可言；与那阴鸷的江南六朝何其相似呀！——也正因如此，其书卷文人之时代荣耀感才那般空前：其实不过是自知无法向外进取后，向内的自我陶醉罢了！论及血气与魄力，哪里比得前朝呢？何况汉唐？强而自信，无需自证，更无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