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史可以明古，析古而后观今，我想这就是读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
之前读了《明朝那些事》,甚为震撼，明月先生是一个奇人，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把276年明朝的历史说的生动而不失文学色彩，给我们这些初学中国史的白纸提供了一部经典而传奇的教材。经典的段落很多，我还没有好好的整理，有机会再把这个作业补上。今天要说的，是明朝里的一个年份，或者说很重要又平淡无奇的一年，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
黄仁宇先生是明史大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很是深刻，所著《万历十五年》为近年来大陆史学领域的畅销书，也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因为黄先生生活在上个世纪，曾经离开祖国有30多年，书中的文言色彩教为浓厚，读起来还是有些晦涩难懂，在封城居家的这段日子里，断断续续的总算是读完了。
如果说《明朝那些事》是276年的明朝历史的古代日记，那么《万历十五年》则是记录并分析明朝由盛转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技术、制度原因。大风起于青蘋之末，正是万历年间那些看似平常而不能再平常的事，才慢慢演化成明帝国的危机，最终导致这个大王朝的灭亡。
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朝制度的弊端，虚幻空洞的德道准则、落后腐朽的农业治国制度和庞大而局限的官僚系统，此乃明朝灭亡的最本质因素。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全书以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以当时的史实为论据，详细诉说了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发生在这个古老封建国家的一桩桩用当今眼光感到不可思议的真实故事。纵有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张居正、治世能臣的申时行、官场清风的海瑞、军事天才的戚继光、思想界努力探索的李贽这些顶级官僚的治理和挽救，但终不能阻止这艘驶向冰山的巨型泰坦尼克，是以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对明朝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分析：
明朝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做掩饰则被认为忠厚和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循的成文条例。
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明朝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
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解析：
朱熹在作出结论时，却总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现代科学尚未发达的时代，哲学家不可能说明宇宙就是这样，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并无区别，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种浪费。
王阳明受过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宇宙观也属于一元论。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们常说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
他的思想系统中还有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因果关系的重视。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定引起一种行动。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自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我们读王阳明，始终不懂到底什么才是“心学”，我想他的弟子王畿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断然的解答：一个人企图致良知，就应当摈绝意念。理由是，人的肉体和思想，都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下，等于一种幻影，没有绝对的真实性。所以，意念乃是枝节性的牵缠，良知则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种性格，它的存在寓于无形，有如灵魂，既无年龄性别，也无籍贯个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释，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这在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儒家伦理的范围，而跨进了释家神学的领域。
黄先生还对“理学”和“心学”与儒释道的关系做了说明：
“心学”，和朱熹的“理学”相对。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学派则认为心学派也大有可以非议之处；宇宙的真实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开闭而承认或者拒绝这一事实性。这样世间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观的价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也很难再有区别。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澄澈超然的乐趣仅止于一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不再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黄先生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批评明朝，更不是借古讽今，用他的话便是：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书的最后，总结性地阐述了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对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大有裨益，这是一个跨越古今跨越中外历史长河的大领悟：
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 natural law ）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我对大历史观的理解是，每个时代所认为的真理（自然法则）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因为人性使然，时代的发展都带有自身的劣根性，所以时而远离历史发展规律，时而接近历史发展规律，但总的趋势是向更高级更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向发展，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