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我是极其喜欢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曾经，这个一度是我高中最想报考的专业，现在，它依旧是我喜爱的文学内容。在小学六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接触到文学，用了三两天时间如饥似渴地看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痴迷得很（同时期阅读的还有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这给年幼的我留下好深的心理阴影，关于内容，几度放弃，几度拾起，回想起来我对日本文学一直怀有敬谢不敏的态度大概是从此开始），到后来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和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有那些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著等等，自主选择性阅读的大多都是偏现实主义题材的历史类文学作品。但是《万历十五年》，不是文学，而是史书。
这本书不是编年体传记，即依照时间脉络叙述王朝的兴衰；也不按照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来讲述故事，如陈胜吴广起义载于《陈涉世家》，作者黄仁宇先生自述以“大历史观”方式按照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取明朝万历年间的帝王将相、士大夫和哲学家等六个在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典型人物为中心围绕点，以之生平事迹、宦海浮沉为时间轴，以其事件往来、所作所为为关联线，缓缓展示出来16世纪中国社会的全体面貌。
我个人认为，千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做到顶峰地步，也莫过于巅峰时期的张居正了吧。少年时以“神童”闻名，考取了进士；学优则仕，从次辅到首辅（明不设相，成立内阁，由几名大学士主持），权倾朝野，力排众议大力推动财政和税法改革，实现了“万历新政”；然后是常见的皇权与相权之争。在张居正57岁因病去世后，明朝廷在万历皇帝的默许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张运动：张的后代遭遇清算、其议案政策被废、提拔的官员门生被罢黜……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黄仁宇先生认为原因在于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里的他们是指以文人学士为代表、以孔孟儒家经学为准则的文官集团。
明朝从洪武皇帝到万历年间，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文重于武，此时的文官制度积重难返，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这些官员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又因科举制度的稳定推行，封建王朝的文官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他们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帝（皇帝也需要在文官集团设立的“规范”中行事，如若违背，那就会被文人以道德和宗法规劝）。正如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而张又错误地把自己放置在了评判和处决的“法官”地位。因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实现再分配成为了后人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张居正的改革失败暴露出大明王朝的一系列问题：其一是以道德代替法治。从官僚到村民，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每个人的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限制，无法律的普世规定，那么即便有诸如清官海瑞一样的文人，也是蚍蜉撼树，无法拯救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这给我们后人很多思考。明王朝的开创者定下来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保存农业社会农村的俭朴风气，但是慢慢演变为一种手段和方式，管理者以此来简化行政，使得农民能容忍官员办事效率低下，乡绅世豪把控话语权，滋生出系列的懒政、惰政。那么如今在进行三农改革时，如何正确引导乡绅名流发挥正向功能也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二是财政和军队补给制度实行地方自给而不是由中央总揽调配。全国布满了无数短途运输路线，但是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期各地税收已有实物折为现银了。地方各户出丁男一人进入常备军的军制和地方政府供应属地军队粮饷补给的规定，使得王朝军队组织低能和装备落后，才会有后来的东南沿海倭寇横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是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特别是财政税收和军事国防等核心领域，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放，有抓。
除物质利益外，封建王朝还以同一精神内核将文官集团牢牢绑定在一起，以至于皇帝也好、首辅也罢，颁布的所有规章制度都要维护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而这一整套文官制度又像是有鲜活生命一样，总是在自我调节、自我保护。比如立储从来都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这套制度的需求：文人需要一名太子，才能成为太子的老师，进而成为大学士，进入内阁，才能成次辅、首辅，成为掌握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现自己在接班人问题上依然不具备自主权后的产生的长期的“君臣对抗期”。但是“道德”已成为文人规训和惩罚的工具，他们在孔孟经书中找到依据，再加以自我发挥的阐释，便可以怀着臣子“本份”和“好意”劝说皇帝“应立嫡长子为太子”。万历皇帝在面对强大的官僚集团时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作为，到后期便一直回避补充官位，这完全断绝读书人的最高梦想，这使得文官不能接受，朝廷消极敷衍心态蔓延，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文人内部也是分不同派系和类别的。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表示文官集团具有双重性格，有阴有阳，有的利用特权敛财，亦有为仁民爱物拼命的宗旨。然而海瑞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且不允许世界有阴面存在，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这也是他个人悲剧和朝代悲剧的不协调处。
海瑞如果说是坚决的、朴素的、至死不渝推行孔子仁爱思想的中国文人，那么李贽，则是矛盾的儒家信徒。他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的学说强有力的破坏了儒学的虚伪伦理道德，却无法规避阳明心学的弱点，同时也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因此李贽的文章著作常常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这才有后人评其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黄仁宇先生认为“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即国家没能使用立法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以至于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李贽真的突破了朱熹学说和王阳明学说，进而发展出来自己一套理论学说，是不是中国哲学史就可以重新写至另一轨迹了，不过如今透过历史的帷幕，经由他的痛苦，后人才有机会充分了解到思想界的苦闷。
最后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非常震撼，这里我全段转述出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多次出现《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或许有的人是在读现在、读将来，有的人是在揣摩政治、经济，有的人是在学习组织管理、人际相处。不管怎样，史书，总能让人酣畅淋漓地去代入、去经历、去思考。以史为鉴，知过往兴替，创未来发展。这里也给大家安利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如果有喜欢纪录片的同学，也可以看看“大国崛起”、“河西走廊”、“中国通史”等中央电视台出的相关纪录片，一点都不枯燥（纪录片除了BBC拍得很好外，央视的水准一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