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避开不幸比获得幸福要重要得多。
——题记
漂浮于河流的记忆
——读杨苏奋新书《宁静的小河》有感
杨苏奋新书《宁静的小河》我读了两遍。第一遍通读，第二遍重点读。
如果说，个人的经历是一条河流、一本书的写作也是一条河流的话，那么我阅读这本书，像是感觉同时淌过了两条河流，触摸到漂浮于小河的记忆。
01
阅读全书的字里行间，应该说，作者是用心在写的。其中记述的人物、事情以及观感、心情都是真实、真切的。也许是长期的写作训练，他的文字功力也是到位的。
杨苏奋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参加农业生产集体劳动了。但其天赋不低，八岁时听评书《说唐》，就牢牢地记住了，能够说给小伙伴和大人们听。后来，也许受到父亲、本土作家杨寄尘先生的影响，渐渐对文字有了感觉。写作、投稿，发表、出书。正因为对文字的敬畏心情，对写作的诚恳态度，所以，他的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
《宁静的小河》作为一部乡土的记述文本记述了许多细节，令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这是一本用细节组合起来的、比较完整、真实、珍贵的乡土读本。因为作者的记忆是深切的，态度是诚恳的，情感是真挚的，笔力是到位的。站在这条小河的侧畔，我看到了漂浮在河流里的、闪着磷光的记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那么，通过这些记忆，我读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贫穷。
书中写道：在我小时候，六十年代初，一个月吃不到一顿肉。那天，我迷迷糊糊看到母亲从热气腾腾的锅里，盛起一大碗红烧肉……我拿起筷子夹起肉，就往嘴里放……醒来一看，哪有肉？（《和尚圩的风》）作为一个孩子，他不知道食物的丰富、营养的充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身体的机能却产生本性的欲求，现实得不到就在梦里想念，或者一旦得到过，就念念不忘。
一餐只是撒了一把盐的鱼汤饭，其可口鲜味使他终生难忘。那是水产大队大捕捞，需要农业大队社员帮助拉网。鲜鱼被拉走了，留下几条给辛苦的社员们打打牙祭，大概算是工钱了（《鱼汤饭》）。还有塘栖花园桥下廊檐下汤包店的汤包。天不亮就划着船到塘栖卖豆芽菜，卖完了母亲就犒劳一下，吃一笼汤包。“我吃了一笼还不够，又把母亲的一笼吃了一半。我叫母亲再去买一笼，她笑着说‘我够了’。后来，我吃了一笼，再也不多吃了。母亲说，‘我再去买一笼。’我说‘我够了。’（《黄豆芽》）”
吃尚且如此，住就更加的窘迫了。“我们住的是20平米的小茅屋，原先的房子经土改后没了。（《木柁》）”1962年，作者父亲杨寄尘响应国家号召，从德清县城下放到雷甸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许是生活所迫，8岁的作者被送到老家善琏含山的小叔杨根成家。那里住房也是十分的破败逼仄，“我在含山农村的老家是个破烂的墙门，已经腐朽的墙门木框和干枯的泥墙，风一吹就 有尘泥脱落飘散开来（《小叔》）。”
作者从小叔那回到父母身边，就给生产队放羊。他放三只羊，一年可以挣2000个肥料工分。如果以4角钱为一个劳动值（10个工分），一年就有80元。因为这2000个工分，他没有再去上学，因为上学只有600个工分。在物质匮乏的时期，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必须要为养家糊口出力，否则就要面临经济困难（《童年》）。
即便如此，在作者周边的乡邻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一年下来，还是成为“倒挂户”，也就是你挣的工分不够支付生产队分给你家的口粮食油柴草的财物。“一个冬天的夜晚，雷甸村的社员们都挤在金毛家的前屋等分红。谁知大多农民都是到挂户，那天晚上信用社主任亲自来到了我们生产队，给农民贷款，补平倒挂的一部分。（《信用社》）”读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时，信用社来了，放债给倒挂的农户，让他们补平今年的欠账。来年呢？
因为入不敷出，小叔就给诸暨老家的亲戚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接济。但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投递员阿仓是好朋友。每次阿仓来了，小叔心里就燃起一丝希望。但每次收到的总是医院的欠费账单。以致后来小叔怕阿仓来送信了。
作者所没有提及的是，当时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以后，进而实行城镇、农村“二元”户籍制度，在经济上实行 “统购统销”，亦即农民生产的产品，国家以“剪刀差（实际上的低价）”统一收购；给城镇居民的物资实行计划供给，统一销售，以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在乡镇，实施制度的机构是供销社、食品站和粮站。
在那个年月，农民们除了物质生活的匮乏外，繁重的体力劳动之苦更让人难以承受。捻泥搬调是最辛苦的农活之一，仅次于“倒坂田”。捻泥就是用两根绑上网兜的捻竿，像夹子一样张开网兜插向河底，把河底的淤泥夹起来，搬到船舱里。这么一捻竿的河泥大概有五六十斤重，完全靠双手从河里拎起来，甩到船舱里。“搬调”就是用农民用迁部把船舱里的河泥一迁部一迁部地舀到岸上，再舀到桑地、农田，当做肥料。捻泥和搬调是相当累人的农活。作者12岁就去“搬调”，他写道，“社员们裸露着粗糙开裂的手……干得浑身骨头都痛。”
02
还有就是赶农时。五六月份的“三抢（抢收抢种抢管）一养（养春蚕）”是我们这一带最紧最急的农忙季，从小满、芒种到端午。因为实行“三熟制”，此时春粮作物大麦油菜要抢收，早稻要抢种，田间要摸草、治虫抢管理，蚕室里要饲养春蚕，一般要在三周时间内完成。在作者的家乡雷甸，还要抢采枇杷。“鸡叫了，应该是五更了，父亲把房里的廿五支光电灯泡打亮了，睡在阁楼上的我便起床了。背上竹篰去开早工采桑叶了……吃过早饭，我和社员就下田去拔油菜。如果不赶紧拔，露水干了油菜籽就会爆出来……吃过中饭，没有午睡，我们又匆匆忙忙地去采摘枇杷……下午三点以后，我们要么去插秧种田，要么去割麦子……吃晚饭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吃好晚饭，养蚕人开始来喂蚕了……当养蚕人离开，往往是十点多了，我就爬上阁楼在竹榻上睡下……从戴星星出门劳作，到披星星收工回家，确实累了，难怪我一躺下去就睡着了。（《头蚕罢》）”
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江南农耕区农民真实的一天。但这还不是最艰苦的劳作。
到了三伏酷暑天，早稻成熟了，晚稻秧苗必须赶紧种下田。这时的农民们进入最艰难辛苦的“抢收抢种”农时。为了给农民们鼓劲，当地公社大队都会开“誓师大会”。“那时，我才10岁。我们农村小孩都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个夏日的黄昏，生产队里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双抢’誓师大会。（《大爱之塔》）”我从小在与雷甸相邻的下舍公社长大。记得下舍是7月15日开的誓师大会。大会上党委书记会作报告，誓师“不种立秋田”，有关大队干部会上台表态。当然也少不了“四类分子”上台陪斗。因农时紧，农民们必须起早赶晚。三四点钟便出门，中午午休一会，三四点钟又出门，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收工。
有一次，作者终于病倒了。“11岁那年夏天，冒着40度的高温在田里割稻子，吃了中午饭，身上烫烫的，午后睡在地上的蚕匾里，一直睡到父母收工回来，身上还是烫烫的……（《感冒》）”
当读到《牛》这一篇文章时，我很吃惊。这里的“牛”是指电耕犁。当时在水乡农村推广的一种水田耕作机械。巧的是，我在读农大时的学士论文就是研究电耕犁的。那是1983年上半年，我在德清县澉山公社做电耕犁的调查研究，重点是电网分布和土壤耕作层特征。我认为在这一带是可以推广电耕犁。但作者提及的搬运之繁重，以及用电安全诸问题，当时并没有列入我的视野。我只看到电耕犁可以减轻农田的耕作负担，没想到却是加重了农民的搬运负担。可见当时我作为农科学生是多么的浅薄草率。
说起小时候农村的贫穷与辛苦，有农村文友曾对我说，当时晚上收工回家，看到你们街上人吃了晚饭在悠闲地乘凉聊天，心里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个街上人。他所说的“街上人”就是城镇居民，统销对象。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得他们之间长期不通婚。
在阅读《宁静的小河》中我发现，农民自留地的存在，使得他们在贫穷匮乏和艰辛困苦中看到了一丝希望。大约在1966年，作者13虚岁。他挑了60斤重的两篰大蒜，从雷甸走到县城城关（现乾元），卖给供销社，卖完后可以吃上一碗馄饨，以犒劳自己；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还和母亲划着小船，到塘栖去卖黄豆芽。卖完了又可以吃上一笼汤包，扯上一块布料。当然作者也知道，“卖豆芽菜，在当年其实是不可以的，这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卖豆芽菜的事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03
实际上，在农村，农民还不是最底层的人。比普通农民更低更卑贱的还有一群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同样劳动、得到的分配可能会更少一些，更悲催的是还要不时遭受侮辱和损害，以致一段时间内他们和普通农民之间也不通婚。
作者的爷爷杨崇业祖籍诸暨，民国时当过乡长，家有大片良田。1949年后，当然被划为地主，被捕入狱。好在大儿子杨寄尘在湖州上过学有文化，解放军过湖州时跟随部队走了。后转业到德清当干部，但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紧张和经济困难，他及全家下放到雷甸农村。作者被送到善琏农村与小叔一起生活。艰苦度日的小叔不断写信给诸暨的亲戚，希望能够接济一下，虽然每次都石沉大海，小叔和邮递员阿仓结成了结拜兄弟。不料，阿仓如感染病毒一样，也被地主子女的身份所连累，锒铛入狱。
在这样的严酷的环境中长大的作者“看到了婶婶的舅公，因为当过保长，经常被批斗。批斗名堂很多，坐飞机、站凳子、晒太阳……他受不了人间的折磨，一天晚上，用一根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另一头系在小河边的杨树上，走向了小河深处……（《宁静》）”而作者的爷爷则在刑满后留场，在五十年代末死在农场，“小叔划着船划了80几里路，把爷爷的遗体运回了老家安葬。”
人，都是有共情的，无论你身处怎样的境遇之中。相比之下，痛苦、恐惧、忧伤更是。就在小叔杨根成在苦苦等待老家的回信与接济时，另一边的父亲杨寄尘却给老家写信，“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了，要和家里划清界线，断绝一切来往（《信》）。”的确，因为恐惧，是十分不堪的，却曾经是一个年代里人们生活状态真实的一面。这种状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的煎熬和折磨是致命的。
04
尽管，杨苏奋在谈该书创作过程中言及“童年的苦难”，可本书的基调是平和的、乐观的，正如他所言：以苦为乐，充满希望。我本来以“沉淀于河床”来作为记忆的定语，读完全书，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之下，我改成了“漂浮于河流”，你稍不留意，这些记忆的细节便随波而去。
人，不是生来就受苦受难的。北大教授钱理群指出，苦难本身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它是不会自然就成为“精神资源”的。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苦难和伤痛，但要使之成为 “精神资源”，还需要记忆、自省、批判和忏悔。
相对于许多已无法发声的死难者，我自喻是幸存者。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所有的话语都是幸存者留下来的，天生的存在着认知的偏差。这个偏差实际上就是与死难者的距离。缅怀纪念亡者，可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为未来“投河的婶婶的舅公（如果还有的话）”的脚在涉水之前，能有一条转身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