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书籍简介
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会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有感
所联想到的东西
韩茂委
生活在现今世界的人们或多或少能感觉到一种情况：欧美国家的影响力巨大，在国际社会上说话分量很重。确实，当前国际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主导价值观是以自由、民主、平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价值观，全球性的国际制度安排也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范的特点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请明鉴：现今国际秩序的发展在逐步冲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观，可在短期内难有大改变。我们不禁要问：当前国际秩序为什么是西方主导？为什么不是第三世界乃至“第四世界”主导？这便是戴蒙德所问问题的另一种表达，“财富和权利为何是如此分配，我们在当下是如何经历的，为何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历史为什么不能是另一种样子，例如印第安人、非洲或澳洲的土著让欧洲人和亚洲人减少、臣服和灭绝？”作者从地理环境差异出发，探讨动植物驯化等因素对粮食生产的不同影响（枪炮、钢铁、病菌、技术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等），由此导致了各大陆不同的命运（标志性事件是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由此，戴蒙德反对曾经流毒甚广、影响深远的“种族优劣论”，人种差异对历史发展没有解释力（从历史上看，新月沃地、亚洲、非洲等地要比现今欧美发展早得多）。西方精心编织的话语迷惑了太多人，以致连高级知识分子都分不出真假。后殖民批评理论家赛义德强调西方话语的“压迫叙事”和“东方主义”，指出了西方剥夺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例如“神秘的东方”、“难以理解的中国人”、“贪欲的土耳其人”等。这种论述使得很多人相信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真的是“天选之人”，建立“山巅之城”、传播上帝的福音（其实是西方的价值观）便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霸权。这种固化的观念形成了循环论证的恶果，因为话语即权力，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没人重视，便只能甘居人后。西方巨大影响力更多的是因其物质文明的发达，而非精神文明、尤其不是制度文明的先进。全盘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只能是水土不服，中东乱局便是明证。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西方的先进之处，这是我们要虚心、认真学习的。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西方不良思想的渗透，保留本民族的特色。回顾人类社会的差异发展，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研究只是为了学术，便失去了方向。以上便是戴蒙德此书的现实意义。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历史的自由与必然
包玉杰
历史，指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其系统的记录。人类的历史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观点。如果说，历史是自由的，这也就意味着历史是人类主观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宰者。而在历史中，少数精英往往支配着人民大众，因而“英雄”主宰了人，进而主宰了历史。结论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英雄的历史，“舍英雄之外几无历史。”自由的历史也是偶然的历史，“希特勒的意外死亡可以避免二战。”如果说，历史是必然的，这就意味着历史是不可抗力的产物。也就是说，历史是先定的宿命。那么这个根本上塑造了历史的不可抗力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回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是种族（基因）决定了历史，有些人种生来更聪明、更强大，因而必然地支配甚至淘汰其他民族。地理决定者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历史，有些人生在了土壤肥沃、物种多样、矿藏丰富的优越环境，因而必然发展得更加强大。不管回答如何，结论就是：必然的历史像一个自动运转的机器，按照规定好的方式运转，无需人力干涉。对于以上观点，我们逐一分析：历史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创造吗？如果希特勒“选择”了放弃侵略，二战会不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答案是否定的。人是自然的产物，总是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因此人的主观意志有多少可以成为现实，总是受到客观制约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历史不是主观的创造，而是实践的创造，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一战后的德国被民族复仇主义绑架，如果希特勒爱好和平，就一定会被另一个爱好侵略的希特勒赶下台。历史是种族角逐的舞台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特质，难道没有一个民族是天生优越的吗？这个荒诞不经的观点必然遭到全方位的驳斥。现代人类是生物学意义上人属下的智人种，是同一种生物。不同民族的特质往往是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完全不足以说明民族天生的差异。真理是有条件的，汰劣留良的进化论思想一旦超越生物学领域来解释人类史，就必然变成谬误。历史是被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吗？这个观点影响最广，需要深入地讨论。本书的大量论述似乎是环境决定论的绝好证据：适宜农业的地形和土壤、多产可驯化的农作物以及驯化牲畜的畜力让高产农业得以发展，农业与人口相互促进，形成人口众多、复杂庞大的农业社会，而亚欧大陆的对新大陆的全部优势——枪炮、病菌与钢铁等——都来源于此。因此本书给出的观点是：决定历史的因素是农业社会，决定农业社会的是农业，因此决定农业的产生与传播的因素，就是历史的“终极因素”。决定农业的产生与传播的因素，包括驯化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和传播上的“大陆轴线效应”“抢先满足效应”。而前者却有致命的缺陷，我将在此指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要能得到驯化，每一种候补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缺少了哪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都会使驯化的努力失败。这些特点包括：不挑食、生长快、温顺、不易受惊吓、群居等。因此可被驯化的的动物必须同时满足上述特点，而非洲、美洲、澳洲的动物总是不能完全满足条件，才会使这些地区缺少大型驯化哺乳动物，从而缺少农业发展必要的畜力。然而，作者在论述亚欧大陆动物驯化的过程中，又采用了进化论进行解释：动物的缺陷会被人为选择带来的进化而填补。因此矛盾产生了：为什么亚欧大陆人可以从凶猛的狼中挑选出温顺的狼，从而驯化出狗，而美洲人却不能从矮小的美洲驼里挑选出强壮的美洲驼，从而驯化成可以帮助运输和犁地的强壮动物呢？这种矛盾产生是因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预设了一个与进化论相违背的条件，即生物特征的不变性：凶猛的生物永远凶猛，因此永远不能被驯化。而进化论却是建立在生物性状可以通过基因突变以及自然或人为的选择而改变这一基础上的。总而言之，进化论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的矛盾，本质上是变与不变的矛盾，作者把两种观点归于一书，导致自相矛盾。这样一来，作者植根于动植物驯化的地理决定论就不足以解释农业，进而解释社会历史了。在驳斥了以上观点后，我们不禁想问：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的终极因素？如果生物的驯化与传播和农业的发展都不足以解释亚欧大陆的领先优势，那么近代以来的欧洲又是籍何以殖民全世界呢？答案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基础。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组成生产力，所有制、分配制和人与人的关系组成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成上层建筑。社会历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如果将此作为历史的终极因素，未免让人觉得过于抽象，尤其是这个理论要如何解释亚欧大陆文明与美洲土著文明的巨大差异呢？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所谓“终极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因素，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单独地决定历史及其一切细节——作者最后指出政治和文化对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实际上间接承认了这一点——因此试图从人的意志、基因或者地理环境中找出一个决定历史的因素，永远都是在做无用功。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四个概念，事实上是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无数的要素相互纠缠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因此结论就显而易见了：亚欧大陆的发达，是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要素合力而成的结果。作者所论述的生物驯化与传播可以解释历史，但也永远只能解释一部分历史。但是，在上述的要素中，除了经济基础是决定因素外，其它每种要素对历史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及每种要素在经济基础构成中的作用如何，是仍待讨论的问题。作者对生物驯化和传播的溯源正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尽管不完美，但也足以使本书成为伟大的作品。回到开始的问题：历史是自由的还是必然的？答案是二者兼有。人是过去既成历史条件的承担者，所以历史是必然的；人是未来未知历史条件的创造者，所以历史又是自由的。缺少自由又渴望得到自由，生于必然又追求超越必然，这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