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底，疫情开始的11个月，读完了这本书。
如今是疫情持续的29个月，重新整理了一遍，当是重读。
《疾病的隐喻》是美国作家桑特格所著，属于批评文集，其中包含两篇内容，分别是1978年的《作为隐喻的疾病》和1989年的《艾滋病及其隐喻》
这两篇内容都讲述了传染病——尤其是结核病、梅毒、艾滋病是如何一步一步脱离疾病本身，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和政治态度的隐喻，同时对比了传染病与癌症在隐喻上的不同，各种疾病隐喻之间的相互转化与演变。
为什么在四五十年后的现在再一次翻开这本书，因为疾病的隐喻从来没有远去，尤其是今年再读，与2020年初读，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倘若悲观一些，明年，后年，这样的局面仍在持续的话，那么仍然可以读出新的东西。
不足之处是语言较为冗杂，看起来很像初学者所写的综述论文。部分观点较为偏颇，我认为这是时代的局限，此外很多论据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与传统，在我们看来还是会有不赞同之处。
以下是部分文段摘抄。
译者卷首语
P1
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
《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正是这样的小叙事，它们的目标正是一切真正的批评的目标：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篇一《作为隐喻的疾病》
P7
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P38
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像结核病一样，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放逐。“心理旅程”这个隐喻，是与结核病相关的那种有关旅行的罗曼蒂克观念的延伸。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从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并非偶然的是，对一种被认为于治疗有益处的极端心理体验——无论这种体验是因药物而起，还是因心理幻觉所致——最常使用的隐喻是“旅行”。
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 （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P48
早期浪漫派想以超出他人的更强烈的渴念，以及对渴念的渴念，来寻求优越感。那些无力去把这些充满活力和健全冲动的理想化为现实的人，被认为是结核病的理想人选。当代浪漫主义却信奉与此相反的信条——即，他人才是有强烈渴念的人，而自己（这些叙事作品总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则少有渴念，或干脆全无渴念。
P49
充斥于美国当代小说中的那种处世消极、情感漠然的反英雄形象，是刻板乏味的人，或者是耽于淫乐而又无情的人，他们不自暴自弃，而是谨小慎微；既不情绪波动，不鲁莽冲动，也不残酷无情，他们只不过与世疏离罢了。依据当代有关癌症的神话，他们是癌症的理想人选。
P53
与结核病比起来，癌症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种适合浪漫人格的疾病，这也许是因为毫无浪漫可言的抑郁之感业已驱散那种有关忧郁的浪漫观念。“不难发现，美之事物若要臻于完美的极致，一种适宜的忧郁情调总是不可或缺，”爱伦·坡写道。但抑郁却是那种去掉了忧郁的魅力的忧郁——这魅力便是生机和冲动。
P60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
如今网络用语中使用“小阳人”、“羊”等词语代指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是否也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羞辱？即不把人当人，将人动物化，因此有理由肆意侮辱和践踏。
P61
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述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
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P65
在一个创造性似乎无所限制的时代，人们担心自己缺乏足够的能量。在我们这个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破坏性的过度生产以及官僚体制日益强化对个体的控制的时代，既存在着一种对太多能量的恐惧，又存在着一种对能量不允许被发泄出来的焦虑。
在经历了上海疫情之后会有更深刻的的体会。对个体的控制，对恐惧的利用，信心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P76
癌症隐喻将离弃城市这一主题扩展了。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作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
P77
毕夏在一八〇〇年把生命定义为 “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比，将转换成生与病之间的对比。疾病（被等同于死亡）成了生命的对立物。
P79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P88
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P90
不过，到那时，也许再也没有人想把可怕之物比作癌症，因为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
篇二《艾滋病及其隐喻》
P101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
P108
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作为一个微观过程，它像癌症一样被描述为“入侵”。而当描述侧重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时，就引用了一个更古老的隐喻，即“污染”，令人想到梅毒。
P125
以最新的生理医学测试手段，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新阶级，即未来的艾滋病患者。但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那时，疾病是数不胜数的，是神秘的，而由重病发展到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像现在，虽然存在医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但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
P126
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
P129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
与赋予结核病的那种温柔的死形成对比，艾滋病和癌症一样，导致难堪的死。缠绕着集体想象力的所有那些被隐喻化的疾病，无一例外都将导致难堪的死，或被认为将导致难堪的死。
P137
就疾病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
P140
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P152
十年后问世的加缪的 《鼠疫》，是另一个伟大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以不那么自由主义的方式采用瘟疫题材创作的作品，其细致人微的程度，与怡佩克《白瘟疫》的提纲挈领好有一比。正如不时有人指出的那样，加缪的这部小说不是一部政治隐喻之作，书中那场爆发于地中海某港口城市的腺鼠疫并不象征纳粹的占领。这场瘟疫不是报应。加缪并不是在抗议什么，既不是在抗议腐败，或者抗议专制，甚至也不是在抗议死亡。这场瘟疫只不过是一起典型事件，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他对瘟疫的使用，更是象征，而不是隐喻，显得超然、节制、明智——它并不意味着审判。但正如恰佩克剧中人物一样，加缪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感叹，在二十世纪发生瘟疫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P153
数十年来，人们一直自信地认为灾难性流行病的时代已去不返，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灾难性流行病的出现，还不足以复活那种将流行病夸张为“瘟疫”的道学老调。要做到这一点，该流行病必须是一种其最通常的传播方式是性传播的流行病。
然而2020年出现的这场“瘟疫”，并不以性传播的方式。演变到后来，它更像一场心理上的瘟疫。
P156
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