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传》读书笔记
我2015年底就88岁了，我老伴儿叫我“老头子”。一个老头子的确有足够长的人生经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足够多的人生经验。
一个人如果庸庸碌碌地活，我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生经验的。
回想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做得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我十几岁在家乡时就帮着母亲谋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闲下来过，更没有混过日子。几十年来，我扛过枪打过仗，也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后来则是长期做经营企业的事情；曾经有过人人都羡慕的辉煌，也跌落到人生最低谷过。不管在什么阶段，在什么年龄，我都在全心全意地做事，一个人不虚度时光，要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人生才有价值。
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而且我有十分的认真态度，做哪一行就尊重哪一行的规律。学习多、了解多、实践多，心里就有足够的谱气。无论以前在玉溪卷烟厂还是今天种橙，我取得的一些成绩，总有人说“学不会”。其实，只要你努力掌握事情的规律，并且有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觉得完全可以学会。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规律，恪守本分。
活到今天，我觉得一切都是经历，都是财富。没有那些得到，没有那些打击，就没有今天的褚时健。
我人生里没有服过输的时候，但我都是和自己较劲。我希望我的人生价值都体现在当下，而不是昨天曾经如何。
岁月流逝，不知不觉我也是年近90岁的老人。命运待我很宽厚，让我在经历过这个国家和民族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还能看到今天翻天覆地的盛世景象。今天的年青一代比我们要幸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人生中有很多妥协的地方，但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更多地做自己。
我不期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除了个人的天赋，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褚厂长身上的企业家精神？
理解褚厂长不能脱离对云南这片土地的理解。滇商是中国商帮发展史的重要一章。早在先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五尺道”就将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明清两朝，滇人冶炼的铜和铝锌，支撑起了全国的货币流通；20世纪初，云南涌现出蒙自、鹤庆、喜洲、腾冲四大商帮，吃苦耐劳的马帮成为滇商的标志性符号；中国封建社会唯一获得朝廷三代一品封典的王炽，成为滇商中的佼佼者。
20世纪初滇越铁路落成，把东南亚法国殖民地的科技、文化、制度带到了云南。到了当代，云南又出现了云南白药这样的优秀企业，国宝级秘方独步天下。记得参观云南白药生产线之后，作为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我，忍不住打开产品包装要为云南白药免费做广告。云南还出了“坚果皇后”陈榆秀，从澳大利亚引进最先进的种植技术，产量直接影响国际市场行情……这片孕育滇商文化的土壤，再出一位褚厂长，可谓顺理成章。
褚厂长和历史上的云南商人又有很大不同。滇商王炽在商业上的成功最后还需要国家的册封来肯定，商而优则仕，这并没有跳出胡雪岩、盛宣怀等“官商”的范式。褚厂长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重新站起来，依然选择用经商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他给自己的终极定位是一名现代商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商”。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褚厂长今年（2015年）88岁，随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寿则多辱。面对并不公平的命运，愤然一跃固然悲壮，有原则的隐忍更加可贵。抗战时期为航运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商人卢作孚，解放后却服用安眠药辞世。卢为何自杀？按理说他经历了抗战，连敌人的枪林弹雨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呢？事实却是：敌人的枪炮再厉害，却只能伤害你的身体，而自己人的訾议再微弱，却句句砍在心上，卢的处世原则被现实压得粉碎。他的原则根植于当下，宁可玉碎也要确保当下的尊严，故而走向了悲剧。但褚厂长的尊严着眼于未来，活下去就有与命运抗争到底的机会。当然，这种隐忍活下去，不是小说《活着》里面徐福贵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逆来顺受一辈子，回望褚厂长在逆境中的奋争，他做到了有尊严地活下去。
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摘“右派”帽子的时候挂在墙上，准备运动来了再戴上。对于时代的错误评价，他的内心难免起波澜，但不畏浮云遮望眼，该干的事还要干好。40年后他入狱，家庭也遭遇挫折，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东山再起，在逆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和企业家尊严。这种尊严，源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坚定信念；源于“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的人生态度；体现在褚厂长那始终挺直的腰杆上。
无情未必真豪杰，能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求到安宁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第二次拜访他时，褚厂长曾说，自己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是找到了陪伴他近60年的老伴儿马静芬。马女士出身名门，是昆明银行家的千金小姐，当过兵，做过教师，见过大世面但毫无娇惯气，当褚厂长的命运如一叶扁舟在政治风浪中颠簸时，她始终守在身边不离不弃。在与他们二位的接触中，我在马女士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也看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自强。她很有主见，乐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想法，也会与褚厂长争执，但争执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她一直努力协调磨合着彼此的关系，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褚厂长用10年时间，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褚橙”，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工匠精神、独立人格、不断创新，为社会贡献价值。
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带到全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烟厂的位置。可是，到1996年他却因贪被调查。事发之后，褚时健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褚时健创利百亿，其月薪却只有区区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褚时健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十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两年后，褚时健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他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多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一个人如何在17年的时间里缔造了一个商业王国，然后如何陨落、自困荒山，然后又如何用17年时间走出心理和职业的巨大困局。正如尼采所言，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出了这么一个褚时健，他有着80多年丰富的、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他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招不断，碰撞不断；他的个人故事紧贴着共和国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他的生活里有着生离死别，荣辱变换……人生经历当得上“传奇”二字
我注意到他每次和我谈论他的企业经营生涯时，的确没有把它作为一件成功之事来聊，不自得，也很少去总结；而是作为一件他感兴趣的事情，回忆过程里的细节，然后，很享受很开心地笑开了。
当别人费尽了口水，他其实只有一句话。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他其实是个简单的人。
他一辈子都在小地方，并没有强大的教育背景；政府交给他的是小厂；他回忆里的事，更多是细节小事……但他却的确做成了大事。
他的个人生活也如此充满相对性。战争、手足永别、行政官员、下放、“右派”、回城、企业家、阶下囚、老年丧女、古稀之年创业……这些人生大跌大宕的经历都是褚时健一人的关键词，他的命运线条比别人显得浓墨重彩得多。在公众的眼光里，他是一个承载了浓重时代特色的传奇者，一个充满了悲情的悲剧性人物，甚至现在褚橙的成功也显得悲壮。但当走近褚时健我才知道，对于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显得平静。“改革嘛，都要付出代价。”这是2003年他给王石的回答。10年后褚橙成功，我问他如何看待当年牢狱之灾，他和夫人马静芬都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他们语气平静，眼神笃定。我相信他们的真诚。
当我问到2001年从监狱里出来，70多岁高龄为什么还要创业时，他给我的回答是：“找点事情做总是好的，闲着有什么意思？”——他的褚橙创业，和雄心无关，和传奇无关，只和他的人生习惯有关：做事，不闲着。成功、财富都是顺带的结果
褚时健理解自己的生活很轻，而别人看待他的生活却很重。他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也有足够的钝感力，同时他对生活有着细节的热情，这些都是他淡定、执着的原动力。
传奇有时更源自不期然的际遇，而强人之所以为强人，乃是在简单的、平静的、世俗的生活下隐藏了巨大力量——我希望找到褚时健身上这样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力量，我相信对强调个体性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毕竟岁月流转，有些人生离别不经意间就成为永远。
褚时健的骨子里是个有趣的人，他并不像很多成名年久的企业家一样，在生活上已经不沾烟火，言必大命题。褚时健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他有足够的生活乐趣和幽默感，所以在对他的采访中，充满了对话的快乐。
这对婚龄60年的夫妻更像一对战友。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里，男女双方其实都是被改变的对象，尽管马静芬一再说，是褚时健改造了她，但实际上，她也塑造了褚时健的人生。
在这个漫长的故事里，有成长、有妥协、有抗争，有温情、有冷酷，也有个人与时代的对抗和默契。而故事里最多的，是一个从事商业的男性的生命力——在各种政治背景下、各种人间遭遇下，这位男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战争、政治迫害和监牢生活后依然像一个斗士，让他古稀之年依然焕发出年轻人才有的对未来的期许。也正是这种生命力，让他在最为琐碎、平淡的小城生活中没有磨去敏锐和热情
有人曾用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句名言形容褚时健：“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其实，这话不完全准确，褚时健从来不曾，也不会凋零。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亲手转动过命运的车轮，从这车轮里迟早都会转出一生中的大事件。
——瓦尔特·本雅明
云南人的地域性格里，有“家乡宝”式安于己室的淡然心态，也带有移民文化中不进则退的“折腾”劲儿。旧时如此，现在依然，褚时健亦是。
褚发珍带着家人搬到矣则后除开荒种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建褚家的房子。在他心里，有房子才算真正把家安顿下来，所以在修建房子这件事上他花费了大量心血，不仅材料上颇为讲究，而且经常自己动手一起和帮工们盖房子。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在历史上算不上非常特别的年份。年初的2月，被后世称为“云南王”的龙云发动了云南政变；4月，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紧接着武汉的国民政府就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8月，南昌起义爆发；10月，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华夏大地政局不稳，战事频频，可想而知当时百姓的生活是如何不安宁。国际上，BBC（英国广播公司）在这一年成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美国航行家查尔斯·林白驾驶单翼机耗时33小时多独自完成不着陆飞越大西洋……这一年，革命家李大钊被处死，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康有为在山东病逝。有人离世，就有人出世：台湾著名企业家王又曾、泰国国王普密蓬、教皇本笃十六世相继出生在这一年。人的生命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春去秋来，有风有雨，但脚下的土地没有什么改变，山村小人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守住土地，为早晚的餐食，为一家老小的生活平安、生命延续。褚家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为眼前的喜事高兴，为明天的气候担心，一如村前的南盘江，土地之上，高山之下，风雨兼程，踉跄向前……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几乎被历史抛弃，列强进入中国，瓜分领土、掠取资源。1885年中法战争后，法国人不战而胜，取代中国成为越南的宗主国，从而彻底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法国人的心思当然不止于此，云南矿产资源丰富，法国人迫切希望将矿产通过越南运出中国。
褚时健的家乡，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他一辈子都说着这里的方言，无论身处何地。他尽管很早就离家，却一辈子都和这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是他的血脉之源。
关于自己小时候捉鱼的本领，褚时健最记得的一个细节是，连续几天提着一大筐鱼回家的结果就是母亲站在灶台边无奈地对他说：“不要再拿鱼了，家里都没油煎它了！再拿只有干吃了。”
其实母亲心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捉鱼回家是为帮补家里的生活。尽管因为褚时健父亲在外做生意，他家在村子里算得上生活比较殷实的，但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村生活整体上都比较差，特别是吃肉吃盐有困难。褚时健捉的鱼，让家里的伙食改善了不少。
母亲说缺油，叫自己不要拿太多鱼回家，褚时健听了进去，毕竟是家里老大，他很能理解母亲必须节俭过日子的想法。
但母亲可能没注意到，家里的油用得快，炸鱼的确消耗了不少，还有一小部分则是褚时健悄悄拿出去了。他自然不会拿去浪费掉，还是拿去炸鱼了，只不过是给别人家炸去了。村里的小伙伴们家里普遍都很穷，一日三餐尚且不太能保证，油星自然也见得少。有时大家一起去捉鱼，褚时健捉到一大堆，每次都不独享，一起去的伙伴人人有份儿，偶尔别人还很犹豫拿还是不拿，因为家里没油没盐的，拿回去也没意思。每遇这种时候，褚时健经常就是一句话：“我给你嘛！”他的义气在村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
村委会冯主任的父亲就是褚时健当年的玩伴，他父亲经常念叨自己小时褚时健给自己油和鱼的恩惠，甚至还有过年时的“袁大头”——民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每到过春节，看小伙伴家里没钱过年，褚时健会悄悄从家里拿些袁大头分给他们。大人们心里都知道，但都没吭声。特别是他的母亲，知道儿子往外拿钱，而且自己家里钱并不多，但也装着不知道，对这个大儿子她一直很信任，几乎没有过责怪打骂。
从自由自在的小山村到书香课堂，褚时健找到了自然野趣之外的另一种乐趣，他觉得从老师嘴里读出的古诗古文竟比唱戏还要好听。老师们都很负责，褚时健年老之后都还记得当年老师带领学生朗诵《诗经》和唐诗的情景，“老师讲得好，学生自然就爱学习了”。褚时健对初小的几个国文老师印象深刻。在之后的岁月里，尽管褚时健在学校受教育的时光寥寥无几，但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阅读，无论在任何一个生活阶段，他在睡前都要看几十页书
在那样的年代，在偏远的乡村生活的大多数人家，远远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和精力顾及下一代的学业和未来。尽管他们知道读书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他们而言，送孩子上学已经是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最好交代了。
褚时健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爱上学读书的人，但在他记忆里最初那几年的上学时光却充满了美好和乐趣。这些快乐与乡村有关，与铁路有关，与江水有关……大自然给予了他生命最初的灵气和领悟。
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就在1942年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这次受伤直接导致了一年后他的离世。
褚开运长年跑铁路运输，滇越铁路的存在就意味着他的生计，所以在国民政府拆除铁路但保留了他的木材生意一直依赖的线路时，褚开运还觉得非常幸运。日军轰炸频繁，妻子也经常劝他不要再往火车上跑了，太危险；特别是妻子又一次怀孕后，更是经常劝阻褚开运不要再出门跑生意。但褚开运有另外的想法，他觉得家里既然又要添人口了，更应该多挣点钱，不然不知道哪天就打仗了，还怎么做生意？纷乱年代，谁都没有安全感，也无法得到安全感。
之后的一年大概是褚时健和父亲相处时间最多的一年，受伤的褚开运再没有办法出门做木材生意，也没有体力帮家里人做家务活儿。他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或者唉声叹气，或者张口骂骂日本人。“他心里其实是着急，生意没法做了，家里人的生活成问题。”褚时健说。
这一切褚开运都看在眼里，作为一个只有40多岁的男人，家里的忙碌和窘境、自己的无能为力，最让他心里难受。他很着急自己的生意，做了几十年的木材运输，突然之间化为乌有，而原本健康的自己突然间又丧失了谋生能力，褚开运变得悲观起来。眼看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想到几年间自己的父母、三哥都因为生病而相继去世，褚开运对自己的健康也失去了信心，他觉得自己该交代后事了。
进入1943年，褚开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6月的一天，他让褚王氏请人到老街的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大儿子褚时健叫回了家。他让儿子到他床边，让妻子也坐在边上，交代了他的打算：大儿子在读完书以后，立即和舅父王之义家的小女儿王兰芬结婚成家。“你是老大，家里以后靠你了。”褚开运对褚时健说。大儿子点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褚时健一直觉得父亲和自己以及弟妹们并不亲近，自己也并不是太了解他。直到父亲过世很多年后，当他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他才发觉，血缘的力量如此强大，自己和父亲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比如并不擅长表达情感，比如说话直接，比如对家庭强烈的责任感。“他经常都不在家，但其实都是在为家庭奔波操劳。家里的大事都是他在决定。”
在交代完后事几天后，褚开运就撒手尘寰。褚时健清晰地记得那年父亲42岁，自己15岁，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尚不满1岁。
褚时健对商业生产的敏感在烤酒这件事上集中体现出来，在他后来的企业经营上，几乎也能往回追溯到他年少烤酒时养成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特点。
“我从小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好，下河拿鱼要比别人拿得多，烤酒我也不输人。做一件事，力气一样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就白花了，认真总是没有错。”
“心里有事，不会醒不过来。”褚时健说自己自从烤酒，从来没有把苞谷蒸煳过，这个连村里同样烤酒的大人都做不到。母亲也觉得大儿子神奇，半夜曾经悄悄走到酒坊看儿子，见儿子有模有样地在添水加柴，灶上的甑子徐徐冒着白烟，做得比以前的师傅还从容，她才彻底放了心。“我和我妈关系好，她很了解我，所以一直对我很放心。”褚王氏自己也守过酒坊，知道其中的辛苦，但她从来不对儿子说过多担心或交代或安慰的话，这大概就是母子间的默契。
褚时健对生物钟自如掌控的本事一直到80多岁后依然没有减弱，他的孙辈都知道，如果第二天和爷爷约好几点一起出发去某地，最好提前一小时就到约好的地方，因为爷爷只有早没有晚的时候。而且，他从不用闹钟。“我自己脑子里就有个小闹钟。”
“我烤酒是当一个劳动力来用，要给家里挣钱的，不能随便搞搞。”
烤酒的过程中，褚时健还会随时用本子把一些数字记下来，比如700斤苞谷原料，大概要烧1500斤柴火，两斤半苞谷大概出一斤酒，苞谷大概合算多少钱，柴火多少钱，酿出的酒卖多少钱，花多少钱请小工挑到集市，他都一笔一笔记好、算好。大概当年认真，即便年过80岁后，褚时健还清晰记得这些数字。“搞物质生产，就是消耗要低，质量要好。成本核算和产品质量都非常重要。不管什么事，你要先搞懂才做，不懂的事，先向别人学习。不然你亏本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母亲最开始还是担心，总问东问西，后来看褚时健虽然不出声，但从不出差错，也就放心了。“回家掏出钱袋子，让我妈数数钱，她也就明白了，放心我了。”
做什么事都琢磨一下，这是褚时健从小的习惯。每次挑酒到集市，他都会根据上一次卖酒的情况，调整一下这一次带的数量。每次他都会带得比预计卖出量稍少一些，他的理由是，“东西少，大家喜欢抢一抢，这样卖得快，下次人家还等着我的酒”。每每卖到最后，酒的成色不太好了，褚时健会敲敲酒缸。这是他的又一项本领，只要缸里有酒，他敲一敲就大致能知道酒的度数了。一般酒卖到剩下一两斤了，褚时健敲敲酒缸，听出酒的成色不太好了，就会马上把价格往下降一降。“褚家老大，五分钱卖不卖？”“卖了卖了！”半卖半送，挑去的酒迅速就卖完了。“酒卖完了，人家都说我公道，下次又买我的。”
烤酒这件事大概是褚时健对于少年时期的回忆中最美好的一页，因为烤酒，因为烤酒过程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延续至今，甚至让他淡化了当年父亲离世的凄惶和在乡村生活的苦楚回忆。也是因为烤酒，让褚时健开始了解自己：做事、把事做好，就会快乐，就会有成就感。
父亲已不在，家里的生计占据了他全部的想法。他在小村子矣则找到了许多生活的信心：下河去捉鱼，多多少少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还有很多乐趣；烤酒这件事上，村子里没有几人能烤得过他。他显然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年龄不大，却已经能挣钱，褚家的大儿子在村子里俨然已是一个小小当家人。这些都让他很安心在小村子里待下去。他心里几乎已经有了准主意，好好在村子里待下去，种地挣钱。
褚时健是个有心人，他注意到周围山上有人种的柑橘树长得很好，但方圆几十里并没有太多人种，当地人习惯种苞谷。母亲劝他别搞了，家里两三亩水田都忙不过来，还有十几亩旱田租给别人种，何苦自己又搞出几亩地来？褚时健不干，说：“这么好吃的果子应该好卖，能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
母亲很少问褚时健对以后生活的打算，农村的家庭事务一桩接一桩，母子俩在一起谈话也都是聊眼前的生活琐事。对于未来，褚时健不提，母亲也没有问，在那样的生活状况下，她觉得自己和整个家都很依赖这个大儿子。
褚时俊问褚时健：“石柱，你这么能干的人，难道要在这个小村里待一辈子？”褚时健没有出声，他能感觉到堂哥早就想说这话了。褚时俊接着说：“你不出门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看堂弟低头不说话，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担心家里，但你要是没有好的前途，以后就是家里担心你了。你年纪这么小就不读书了，以后和村里的莽汉有什么区别？能干又有什么用？”
褚时健煮着鱼，说不出话，心里翻江倒海。堂哥一番话把自己内心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又搅动起来，其实他何尝不希望出门、读书？以前看着父亲从外面带回一些新奇玩意儿，他总是在想象山之外有多精彩，山那边的人和自己有什么不同，但家里……
褚时俊又说：“你只知道你父亲死得冤枉，但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现在国家是非常时候，你我是男儿，不要只看眼下这几亩地几口饭。多了解大事，才能做大事……”褚时健听着堂哥的话，心里好像豁亮了起来。他后来回忆说：“我堂哥会说话，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人生真理。”
褚王氏知道了兄弟俩的谈话，站在灶台边划拉了几下锅里的铲子，就回头对褚时健说：“你哥说得对，你要去读书，过完这个暑假就去昆明。家里的事你莫担心，我担得起来。”褚时健问母亲：“要是不行咋个办？”母亲拍拍身上的土：“不行再喊你回来。”
临行前，褚时健自己收拾包袱。他悄悄把一个童年时在铁路边捡到的饼干盒子塞进了包袱，那是当时一列米其林火车上的外国人扔下来的。这个饼干盒子图案精美，盖子把盒子盖得严严实实，村里的小孩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褚时健一直没舍得扔它，在他那里，这个饼干盒子是他对外面世界最美丽最具体的一个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