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的诞生》读书笔记
经济人带来的相关问题是：治理技艺必须在君权范围内运作，但麻烦和问题是，君权空间内占据着、充满着诸多经济主体。它们要求要么君主的放弃，要么君主的合理性、君主的治理技艺属于一种科学、思辨的理性。
第十二讲 1979年4月4日
一．新的参照场
1. 接上节所讲，经济人概念的出现，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和法律把君主做绝对化理解的一种挑战，存在两种途径。第一种可能视为权力的实施划定一个边界，可以触碰所有东西，除了市场，这种可能在于把君主的活动限制在除市场之外的范围内。第二种可能是面对经济，君主应该从政治上的主动过渡到理论上的被动，成为君权范围内的经济领域的测量员。此做法在于维持治理术活动范围的广度，但是必须从基础上改变治理活动的性质。
2. 经济人带来的相关问题是：治理技艺必须在君权范围内运作，但麻烦和问题是，君权空间内占据着、充满着诸多经济主体。它们要求要么君主的放弃，要么君主的合理性、君主的治理技艺属于一种科学、思辨的理性。
3. 经济主体们一直就是权利主体，也是经纪参与者。只有定义出一种新的集合体，涵盖个体们的权利主体和经纪参与者两个身份。但是并非联系和组合，而是产生出其他的要素。相对于这些要素而言，它们成为部分的、可被并入的，这个新的复杂的集合体正是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征，这个集合体构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技艺作用的新参照场。
二．市民社会
1. 市民社会是一个治理技术学概念，确切地说它是治理技术学的相关项，而治理技术学的合理措施应该以法律的方式与一种生产和交换过程意义上的经济相挂钩。治理术的法学结构与经济学结构相挂钩：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问题。
2. 经济人与市民社会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经济人与市民社会属于同一个集合体，即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学集合体。
3. 市民社会属于现代治理技术学，是其历史中的一种和解协议的实在之要素。这种和解协议的实在与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学形式是完全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治理技术学的目标就是对自身的自我限制，就它与经济进程的特殊性挂靠在一起。
4. 市民社会及其特征（弗格森）：
（1）是一种历史——自然的恒量。人类自然状态的本质是社会的存在，不存在与社会相脱离的自然人类状态。社会纽带自发形成，是永恒的、必然的，因为自然状态想要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如果宫殿远离自然，那么窝棚也同样远离自然”，两者是社会和自然的必然交错在一起的不同布局和样式
（2）市民社会确保了个体们的自发综合：不存在明晰合同、有意愿的结合、对一些权力的放弃以及把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委托给他人，总之不存在通过一种束缚合同构建君权。市民社会切实的实施一种综合，仅仅是通过处于社会纽带本身的个体们的满意度的累计。反之整体的价值不是一种绝对，整体的价值不仅与整体有关，而是与整体的每个成员相关。市民社会中使人们相互结合的机制就是与利益机制类似的一种机制，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利益，而是种无私的利益：纽带是本能、情感、同情，也包括对个体不幸的厌恶等。此外，市民社会表现出有限的集合体，国民正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它只是市民社会的可能形式之一。从形式上看，市民社会是经济纽带的载体，但经济纽带倾向于永久地拆解市民社会的自发纽带将要编织的一切。
（3）市民社会是政治权力的永恒母体。市民社会中的群体决策表现为整个群体的决策，但事情是通过“所选取的比例”进行的。作为个体，一些人服从于他人的优势，权力先于权利，权利在法律上被建立之前它已经存在。人、人的本性、手脚、语言、交流等构成一个协同的整体，这个整体刻画了市民社会。
（4）市民社会成为历史的发动机。在自发地的牛彩内部，一种纽带是自发也是分解的，经济机制的运作将会带来失衡或自发地引入不平衡，自发地创设不平衡。弗格森列举了三个市民社会的时期：原始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分解性的原则也是历史转变原则，编织出社会同一性的东西就是发生历史转变的原则和不断撕裂社会的原则。
5. 不同的特征出现了一些交叉：
（1）个体间的纽带在纯粹经济纽带外构造出诸多集体单元和政治单元，但这种关系纽带并不因此成为法律纽带。
（2）市民社会把历史衔接到社会纽带之上，历史存在着一种非退化的历史的永久生成，这种生成是不断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治理类型。
（3）市民社会可以指明并表现出社会纽带与政府形式的权力机关联系之间的一种内在的、复杂关系。
三．市民社会问题
1. 现在问题的表现形式是：某种东西已经是既定的，就是社会，在国家法律结构中，在国家制度机器中，国家能做什么并且国家如何能相较于社会而运转？
2. 不同国家问题的表现不同。如英国的具体问题是，对市民社会来说，是否真的需要政府？潘恩认为社会是由需要产生的，而政府是由于我们的弱小产生的。社会促进关联，政府制造差别。社会是主人，政府是惩罚者。社会是一种恩宠，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是不可忍受的
3. 伴随着市民社会观念，出现一治理理由的再分配，或者说治理理由的集中/分散。当今的治理不再是根据“我就是国家”的君主个人的合理性来调管治理，而是根据被治理者的合理性，根据作为经济主体被治理之人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国家”的国家—个体合理性或君主个体的合理性由此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