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二—一九四八》读后感
以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大师自传不少，印象深刻者，则非胡适《四十自述》、梅贻琦《西潮》、沈从文《从文自传》莫属，排名不分先后。
春节前翻看沈从文论文物，编缀了一篇短文，“‘画是拼凑起来的’——沈从文论《韩熙载夜宴图》”，愈发亲近起沈从文来，便延伸阅读了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二—一九四八》。大量素材来自《从文自传》，经过作者的梳理阐释，再出新意。
人心都是肉长的，但只有极少数人的心，是极精微敏感的琴弦编织的。色彩、声音、气味、触觉等等，落在五官上，便拨动了五弦琴，那快乐和忧伤的旋律就永远回荡于他的文学宇宙中永远都不会消失了。
“尽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
“美丽总是愁人的”——作为读者我的心弦已经锈朽，非重力不能弹拨，里面的血液愈发陈旧而黏稠，可依旧被沈从文的这句话打动了。
除了在湘西凤凰的少年时光格外迷人，“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沈从文语）从边城到北京，“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汪曾祺语）——这个奇迹产生的过程，是我作为读者最专注的另一个焦点。
最初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有这么一件事：《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但很快就有贵人出现了。
穷极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给文化名人郁达夫写信。郁达夫邀请他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郁达夫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
沈从文晚年回忆此一时期得到的关心和支持，说了这样一段话：“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
徐志摩当时接替孙伏园任《晨报副刊》编辑，沈从文回忆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
接下来一件事，更见出徐志摩的性格和他对沈从文的护爱。他刊发了沈从文的《市集》，并写《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一并刊出：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什么叫不吝赞赏？这就是，而且是天花板了！
沈从文见到文章刊出，却极为不安。因为这篇稿子之前已经在《燕大周刊》发表过，胡也频看见后又转载到《京报·民众文艺》上。他赶紧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解释“小东西出现到三次”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又加了一份答辞：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也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徐志摩的率性跃然纸上，对沈从文的照拂之心也袒露无疑。”（张新颖）——其实，将这句话中的徐志摩和沈从文，换成沈从文和汪曾祺，也同样适用，当然方式方法不尽然相同。
“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头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这样分量轻一点。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沈从文老师》）。
汪曾祺解放后曾经在老舍手下干过四年，老舍知道他会画几笔中国画，也能摆弄几下传统乐器，却不曾发现汪曾祺早已展露的小说才能，不能不说有些眼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