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的巅峰》读书笔记

《英帝国的巅峰》读书笔记

作者的问题意识：第二英帝国殖民政策变革的动因是什么？第二英帝国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自由主义帝国”？

主要内容：

第一章 自由主义帝国的基石——自由贸易

19世纪上半期的英帝国历史表明：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惯性；一种崭新的经济理论要真正成为主流思想并非易事，只有社会经济本身的充分发展，才会引发调整和改变原有政策的需求。
一、告别旧的殖民制度
“旧殖民制度”（Old Colonial System）是英帝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术语，在完整意义上，它包括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两个方面，但通常特指英国与其海外殖民地之间以法令形式确立下来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它是传统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物，也是在其原则指导下帝国殖民政策的集中体现。“旧殖民制度”自17世纪中期起初具雏形，随着英帝国的成长壮大而不断完善，其基本内容与特征是殖民地贸易垄断和帝国内部关税优惠。前者，是指不准欧洲其他国家与英国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后者，是指从殖民地输入英国的货物享受低关税的特权。显然，“旧殖民制度”保护的是英国的商业与航运业，这对于自近代以来即将对外贸易作为立国之本的英国来说，确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旧殖民制度最初所确立的，是一种对英国和殖民地双方都有好处的商业关系，它使垄断殖民地贸易和给予殖民地优惠关税，从一开始就构成英国与其殖民地关系的主要特征，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
真正从根本上动摇旧殖民制度基础的力量，是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逐步实现。早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已如火如荼般展开，战争爆发并没有中断其进程。此后，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更以加速度向前推进。短短几十年内，英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向全世界昭示着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繁荣与强盛。作为工业化的领头羊，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工业霸主，它不再只是通过海上霸权、广阔的殖民地以及保护性贸易来统领世界经济，近代机器工业及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廉价的工业品，成为它新的力量源泉。这无疑预示着英国传统的商业战略与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以垄断殖民地贸易和保护性关税为主要特征的旧殖民制度，显然已到了必须进行根本调整的时刻。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海权、帝国一起，使英国正走向它在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全球性霸权。由此，在时代与历史的要求面前，作为重商主义帝国核心与基础的旧殖民制度，开始面临真正的危机。发端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垄断性贸易政策，说到底，是一个充分利用当时英国在地理上、政治上享有的有利地位，使之服务于英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因此，它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重商主义国策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即旧殖民制度在18世纪中期就开始遭到批评，但自由贸易时代却并未呼之欲出。对19世纪上半期的许多英国人来说，放弃垄断与保护，实行开放性自由贸易，其好处并非不证自明。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与政治上的激进和保守相对应的，还有赞成和反对自由贸易这两股对立的经济思潮。所以，尽管19世纪开始时不列颠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但在冲破传统束缚、走向自由贸易的进程中，却只能走逐步渐进的道路，这就是20年代进行的赫斯基森改革。
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1770—1830）是19世纪初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学说的信徒，众所周知的自由贸易论者。1823年初，赫斯基森进入利物浦勋爵（2nd Earl of Liverpool 1777—1828）的托利党政府，担任贸易大臣。在此之前，政府内自由派人士对传统贸易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赫斯基森上任后，立即对被他称为“旧的、没有希望的贸易保护体系”大力实施改革，整个20年代因此被打上了鲜明的自由主义烙印，并成为英国走向自由贸易时代的重要过渡时期。
19世纪初，困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一个是《谷物法》（The Corn of Law），另一个是《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两者实际上都是传统贸易政策下旧关税体制的产物。赫斯基森上任后，为与欧洲国家进一步改善贸易关系，立即向议会提出了《互惠关税法案》（Reciprocity of Duties Bill，1823），建议对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不论用何种船只运输，一律征收同等关税，并在出口转运时实行税后退款。该法案终于以75票对15票被下院通过。《互惠关税法案》起初受到英国国内商船主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对海运业的垄断因此被剥夺。然而，法案实施后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大大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各种不满很快便消散。1825年，赫斯基森对《航海条例》再次作出重大修订，宣布向所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开放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条件是这些国家也作出相同的让步。
实际上，赫斯基森符合时代发展趋向的改革，不仅遭到托利党内国内保护主义者的反对，也遇到经济萧条的冲击。另一方面，赫斯基森虽然是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先锋，他却不是一个以牺牲帝国利益为代价的自由贸易论者。赫斯基森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抱有很强的“帝国精神”，其改革的主观意图并非去改变旧的殖民制度。20年代英国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或削弱帝国内部关税优惠的原则。殖民地对英国商品依然给予优惠关税，而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也都继续享受英国的优惠关税。应当说，19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忘记帝国与殖民地的利益。
客观地看，19世纪20年代实行的改革，确实是对传统贸易政策和原则的背离，并且作为改革的副产品，英国还部分开放了其殖民地的贸易，但它终究“只是在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的一种妥协”，就其实际影响和范围来说，还很有限，离真正的自由贸易相距还很远。显然，对传统贸易政策的改革，带来英国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扩张，也使旧殖民制度下200年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但它只是新时代来临的曙光，自由贸易原则的完全胜利和旧殖民制度的最后终结，还有待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其所创造的物质力量。
二、实现贸易自由
英国真正实现自由贸易是在40—50年代，尤以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为重大标志。《谷物法》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它的长期实施，反映了英国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和政治影响力的持久。早在30年代，自由贸易问题就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党派斗争的重要内容。整个30年代是辉格党人掌权的年代（1830—1834为格雷内阁，1834—1841为墨尔本内阁），然而，赞成自由贸易的辉格党人尽管有些降低关税的尝试，但在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中却基本上毫无建树。从根本上说，英国没能在30年代沿着赫斯基森改革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还是由于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从30年代末开始的两党日益突出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争，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贸易主张和保护主义传统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谷物法》的废除“炸毁了地主阶级保守势力赖以抵御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从而解除了土地阶级独占政权的经济防线”。1849年《航海条例》宣布废除，至此，英国终于彻底告别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到自由贸易在英国最后实现，其间经历了整整70年，而在它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由此给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与利益。帝国贸易政策由保护向开放、由垄断向自由的转变，不仅将改变殖民地经济原有对母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必然对英国与殖民地关系乃至整个帝国的殖民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它的意义在当时不可能立即为人们所认识。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法令，使已建立200年的帝国贸易体系迅速解体。
三、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
英国人对自由贸易必将给英国带来商业繁荣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并非由于“反谷物法同盟”对自由贸易的极力倡导与鼓吹，而是由于英国自身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工业优势。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40年，的确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迅猛发展，其巨大成就让世人瞩目惊叹。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具有共识的：不列颠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足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业产品，因此，有资格同时更有需要占据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在英帝国贸易与经济扩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炮舰政策”应运而生。所谓“炮舰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以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后盾，在全世界扩展英国的商业贸易和势力范围，并维护帝国的权威。由于1815年之后强大的第二英帝国已经形成，在以欧洲强国为主的国际竞技场上英国已没有真正的对手，因此，炮舰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张帝国的版图，而是获取对于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贸易特权或政治控制权。同时，英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而且往往只需炫耀一下停泊在近海的军舰与大炮就能奏效，因此炮舰政策通常又被称作“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
炮舰政策之所以集中体现在19世纪中期并非偶然，它恰好印证了英国海军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英国放弃传统重商主义原则，逐步废止垄断与保护，彻底实现自由贸易的年代，也是英国稳居头号工业强国地位而没有对手的年代，英国要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拓展贸易机会和商品市场。如果说自由贸易已成为最代表英国利益的康庄大道，那么，炮舰政策则是攫取和保护这种利益的制胜法宝。在炮舰外交上，最充分地体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人意欲征服世界的雄心，和海上霸主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傲慢：英国需要的是贸易机会与特权，追求的是进入全世界市场的自由，如果有落后国家不愿给予这种自由，那么就强迫它给予，或者是用外交威胁手段，或者是直接动用武力，直到达成目的。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家，大多支持并积极推行帝国的炮舰外交政策，但要论其中最为忠实自觉并成绩斐然者，则非帕默斯顿（又译巴麦尊）莫属。帕默斯顿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是跨越时代的人物，他漫长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英国政治从保守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历程，也折射出步入鼎盛时期的英帝国耀眼的光辉。
和同时代的许多英国贵族政治家一样，帕默斯顿也是以托利党立场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并大约从20年代后期起转向自由主义。他于1807年进入议会下院，1809年起先后在托利党政府海军部和陆军部任职，曾长期担任陆军部军务大臣（secretary-at-war），至19世纪20年代成为托利党内坎宁派的重要成员。帕默斯顿赞成议会改革运动，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1828年拒绝进入威灵顿内阁并离开托利党。1830年格雷组建辉格党内阁，帕默斯顿担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41年（除了1834年底至1835初的第一届皮尔内阁）。在1846—1851年的罗素内阁中，帕默斯顿再任外交大臣。1852年至1855年任阿伯丁内阁的内政大臣。从1855年到1865年，除了1858—1859年保守党的短期执政，帕默斯顿始终担任自由党内阁首相直至去世。在同时代的政治家中，帕默斯顿对欧洲事务与英帝国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中期是帕默斯顿的时代”
尽管帕默斯顿的举动多出于“均势外交”中制衡列强的考虑，甚至仅是一种姿态，但无疑都符合英国的利益，这不仅为帕默斯顿赢得了个人声誉，也“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自由主义的斗士”。然而，帕默斯顿的政治实践，更多的是与保卫英国的贸易权利和商业利益，以及捍卫帝国的权威相联系。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是帕默斯顿用坚船利炮直接打开其他国家的国门，迫使其对英国开放贸易的典型例证。
四、经济霸权与非正式帝国
走上自由贸易之路的历史选择，从根本上说，既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结果，又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契机。正是在实现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英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的工业品和资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
在建立与执掌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英帝国的形象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除了占领世界各地交通要道上的战略要地，以确保海外贸易的安全，英国人对帝国版图的单纯扩大已经失去兴趣，运用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政治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将落后国家与地区变为英国经济、政治上的附庸，而不是变为英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成为帝国新的追求。这种新的帝国政策，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而这期间由英国所征服与控制的势力范围，则被看作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英国在海上不受挑战的霸主地位，与同时期因推行自由贸易而进一步加强的经济霸权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伙伴关系，它们相互携手，相得益彰，是英国开拓和经营“非正式帝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由于同时拥有军事和经济霸权，英国在进行帝国经济扩张时，显得是那么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进行正式的兼并”，成为19世纪人们最常见的帝国政策。而所谓的非正式扩张手段，是相对于用武力征服并实施英国直接统治的方式而言，并非意味着对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的排斥。非正式手段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永远只有一个：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取得贸易特权，进而控制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急于获得廉价的食品以供养快速增长的工业人口，急需获得新的商品市场以满足工业品的出口需求，事实上，英国的经济生长与运行已经与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密不可分。因此，与贫弱国家签订不平等的贸易条约无疑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扩张手段。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英国的海军炮舰和经济优势紧密结合，共同构成无法抗拒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力，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弱小落后国家被轻易地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成为自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尽管具体做法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方式缔结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而在庞大的殖民帝国之外又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英帝国。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尝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被迫割地、赔款、打开国门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如果从英国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只是规模很小的军事行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像是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海岸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翻开整个19世纪中期英帝国商业扩张史，鸦片战争并不是特例，更具典型性的是武力的威胁。
英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商业渗透和政治控制，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英国以拉美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支持者的立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支持，为英国商品和资本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英国对拉美资本输出的速度也同样惊人，在拉美国家取得彻底打败西班牙殖民军的胜利之后，英国的资本投资更多采用直接贷款的方式，贷款额在19世纪中期直线上升。大量英国商品和资本的涌入，对拉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凭借着自己无可抗拒的经济霸权，英国顺利实现了对拉丁美洲市场的占领，并一直保持着在拉美的商业与投资优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有来自美国势头很猛的竞争，英国在拉美的投资仍然占着上风，拉丁美洲国家始终是英国非正式帝国最有价值的成员。
一部1815年到1870年的英帝国史，实际上就是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大行其道、长足发展的历史。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英国国内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也是英帝国运用其经济霸权和海军霸权，在全球扩展帝国版图、势力范围和商业优势的过程。贸易自由的原则，伴随着英国的米字旗，伴随着英国的商品与资本，伴随着英国的海军炮舰，也伴随着帝国的势力与声威，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19世纪英帝国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响亮的口号。
第二章 自由帝国主义的特征——移民自治

工业资本主义以其巨大的无可比拟的生产能力，改变着世间的一切，资产阶级则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将自由主义的理念四处传播，使19世纪不仅成为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由主义充分发展最终大获全胜的时代。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而宗主国的自由与殖民地的自由也同样密不可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在英国发生的所有这些变革，将会对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对英国人的帝国观念，以及帝国的殖民政策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
从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白人移民殖民地实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短短几十年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什么东西推动了这场帝国史上意义重大的变革？是什么样的观念引起了帝国政策的调整？
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人眼中，殖民地不再只是遥远的、与普通英国人关系不大的处所，而是商品市场、罪犯流放地和大量待开垦的空地，是与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生计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殖民地问题从此开始在英国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是这一次与18世纪末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有着同样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但19世纪的英国人对帝国和殖民地的看法不再沿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批人高举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旗帜，对帝国与殖民地的垄断性贸易发起进攻；另一批人则继承激进主义传统，呼吁对帝国殖民地政策的全面改革。
大体上，可将他们分别称为殖民地自由贸易派和殖民地改革派。殖民地自由贸易派的主要代表有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 1773—1836）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等，他们是19世纪初期英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政治学、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领域都有重要著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极大。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为近代英国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他们毕竟只是学者、思想家而不是实践家，对于帝国和殖民地这样的现实问题，他们所作的多是学理上的分析，所给出的答案也是抽象的理论推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渐进的。比较起来，真正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拥有影响，并直接推动英国殖民地政策变革的，是一批被称作殖民地改革家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人物。这些殖民地改革派又被叫作“30年代的理论家”，是一些政治立场激进、信仰坚定、对帝国充满热忱的人。他们抱着强烈的兴趣和帝国情感研究殖民地出现的问题，认为“旧殖民制度是有害的、完全错误的”，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用审慎明智的实践去取代它，从而解决各种殖民地已经暴露出来的麻烦。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因此称他们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改革家的主要成员有达勒姆伯爵（Earl of Durham 1792—1840）、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 1796—1862）、布勒（Charles Buller1774—1848）和莫尔斯沃思（William Molesworth 1810—1855）。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经历很不相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对帝国统一的自觉捍卫。殖民地改革家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激烈抨击，集中在帝国对殖民地的集权式统治，殖民部官员对殖民地事务的专横与无知，殖民地土地政策以及澳大利亚的罪犯遣送制度等问题上。
二、“达勒姆报告”与加拿大责任制政府的建立
在韦克菲尔德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进殖民政策改革的同时，“曼彻斯特学派”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在涉及帝国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与殖民地改革者集团十分相似。例如，他们同样抨击重商主义与“旧殖民制度”，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他们也同样倡导责任制政府，给殖民地人以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家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然而，殖民地改革者在对待帝国的根本态度上与曼彻斯特学派划清了界限：曼彻斯特学派认为英国占有殖民地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肯定有害；而殖民地改革者则认为，帝国的生存对于大不列颠未来的福祉至关重要，殖民地自由和自治政府与帝国的存在并不矛盾。
殖民地改革家们关于改革殖民地政府制度的主张，通过著名的《达勒姆报告》在19世纪英帝国史上留下了自己精彩的一页。《达勒姆报告》本是针对加拿大殖民地政治体制的弊端而向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建议，但它却引领着英帝国内移民殖民地政府从代议制向责任制转变，最终走向自治领的历史进程。许多历史学家因此将“达勒姆报告”称为英联邦的“自由大宪章”。《达勒姆报告》的根本宗旨，是通过减少帝国政府的权力，来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归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有三项：（1）上、下加拿大实行合并；（2）建立殖民地责任制政府；（3）帝国事务与殖民地地方事务相分离。
《达勒姆报告》得到了英帝国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引导了加拿大自治政府的建立和加拿大民族的形成。它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和原则，为后来的英联邦奠定了基础，因而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然而，报告所表现出来的激进帝国主义立场，和当时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帝国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关于责任制政府的建议，无论在北美殖民地还是在英国，都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殖民地的自治要求和《达勒姆报告》的建议，英国统治阶级集团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上的抵触，而非冷静而理性的思考。然而，历史毕竟已经前进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毕竟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当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决心冲破重商主义传统的最后束缚，旧殖民制度已是日暮途穷时，允许殖民地按照自治原则建立责任制政府，就不再像洪水猛兽那样让人害怕和无法接受，而是英国实现自由贸易之后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英国统治集团虽然拒绝了达勒姆关于允许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建议，却吸取了当年英国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最终导致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教训，采取一种让步政策，力图在不给予责任制政府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缓解各种矛盾，以求得到加拿大各派的支持。例如削弱殖民地旧特权集团的政治权力，将殖民地改革派吸收进行政委员会，等等。这种让步政策说到底就是进行逐步的政治改革，它实际上起到了向责任制政府过渡的作用，同时也使掌管殖民地事务的政治家和总督们，认清了责任制政府只会加强殖民地与帝国间的纽带这一事实。
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几十年罪犯流放殖民地的历史，给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澳大利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起点就比较低，当北美殖民地人民已在为建立责任制政府而奋斗时，澳大利亚人民还要为从流放地向自由移民殖民地的转变，为争取刑释者的公民政治权利，为建立英国式的完全陪审制度，为建立代议制立法机构而努力。
从19世纪30年代起，由于英国政府实行的资助移民政策，进入澳大利亚的自由移民迅速增多，为了殖民地的健康发展，新南威尔士人民开始致力于废除罪犯遣送制度（Transportation），他们的呼吁在英国国内得到了殖民地改革派、人道主义者以及教会领袖的支持，英国出现一大批坚定的废除主义者，掀起了反对罪犯遣送制的运动。
1837年议会下院为此成立调查委员会，由著名的殖民地改革家莫尔思沃斯担任主席，委员会在1838年提交的报告中认为：遣送流放制度与其说改造了罪犯，不如说促使了罪犯进一步的堕落，建议立即予以废止。英国政府接受了报告的立场，于1840年正式宣布废除流放制，禁止再向新南威尔士输送流放犯人，澳大利亚最早的殖民地终于结束了罪犯流放地的历史。此时英国已先后建成新南威尔士、范迪门地、西澳大利亚以及南澳大利亚四块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废止流放制后，范迪门地（Van Diemen 's Land）[86]仍保留着流放制直至1853年。
澳大利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也是首先从新南威尔士开始。作为英国在澳大利亚最早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带有一种母体的特征，其他殖民地大多从它脱胎而来，因此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走在各殖民地前面。在反对罪犯遣送流放制度的同时，新南威尔士人民也在孜孜不倦地争取摆脱英国殖民部的控制，扩大自身的权利，以达到最终的自治。新南威尔士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斗争终于在1840年废止流放制前后取得重大进展，1839年首先赢得了完全陪审制，接着又赢得建立部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胜利，这就是英国议会的《1842年新南威尔士与范迪门地政府条例》（New South Wales and Van Diemen's Land Government Act）。
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Australian Colonies Government Act），对澳大利亚人民的要求再次作了一些让步，以缓和殖民地与母国的矛盾。1850年条例的意义在于，英国对澳大利亚殖民地事务的控制被进一步削弱，各殖民地获得制定宪法和征收进口关税的权利，选举权也得到了扩大，尽管离新南威尔士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但毕竟在争取自由和走向自治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1850年条例将代表制立法机构推广开来，这就为殖民地人民进一步争取政治民主权利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从而为殖民地建立民选产生的责任内阁政府，实现完全的自治铺平了道路。因此，1850年条例对于澳大利亚摆脱殖民地地位，走向政治自治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868年，澳大利亚各地均实现政治自治，赢得了内政管理的自由。
从《达勒姆报告》的提出，到责任制政府在加拿大建立，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实现地方自治，只经过了短短十几年。和最初的强烈反应相比，英国政治家们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确信只有给殖民地自治的权利，才能将殖民地保留在帝国之内。
四、从责任制政府到自治领
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广阔新市场的获得，使北美各殖民地经济在50年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商业革命”时期；关税自主权的掌握，使殖民地实际上获得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机会；各省经济特别是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省际贸易，为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与需求；60年代美国与英国关系的紧张，加强了殖民地人民对美国领土扩张野心的担忧与焦虑，唤醒了他们团结与联合的愿望。所有这些内部条件和外部压力结合在一起，不断推动着北美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方向迈进，推动着加拿大民族的融合。
1864年9月夏洛特城会议（Charlottetown Conference）、10月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终于达成了决定英属北美殖民地未来命运的《魁北克决议》。《魁北克决议》全文长达72项条款，决议在第一条中庄严宣布：“英属北美的最佳利益，以及现在和将来的繁荣，将由在大不列颠王室下一个联合的联盟（Federal Union）所促进，如果这一联盟按照公正的原则能够在各省实现。”最后，又经过1866年12月伦敦会议，至1867年初，《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1867）在英国议会两院顺利通过，魁北克（原东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原西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四省从1867年7月起，正式组成“加拿大自治领”（the Dominion of Canada）。为了确立帝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自治领的宪法地位，英国议会已与1865年制定了“殖民地法律有效法令”（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1865），该法令承认殖民地自治政府有权制定殖民地的宪法和法律（但不能与帝国法律相冲突）。英属北美各省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与磨合之后，终于基本结束殖民地的历史，取得了半独立国家的地位。
英帝国第一个自治领在1867年的出现，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殖民地自治已无可辩驳地成为帝国的一个原则，成为19世纪自由英帝国的重要特征。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和自治原则的推广，缓解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英国的财政与防卫负担，加强了帝国的凝聚力，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母国和殖民地“双赢”的结果。
五、殖民地的双重标准
英国对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缓和了自帝国丢失美洲起就没有解决的矛盾，带来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新型关系。新的殖民政策在各殖民地渐进推行的过程，也是英国人的传统帝国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冲突的过程，新帝国观就在这种冲突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舆论，成为同时代英国政治家、思想家的基本共识。新帝国观的核心，就是允许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政府，鼓励殖民地人民自己照看自己，从而卸掉或减轻英国在旧殖民体系下对殖民地承担的传统责任：给殖民地的优惠关税、管理殖民地的行政费用、保卫殖民地的军事开支等等。但帝国仍然是一个统一整体，英国对殖民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防卫和外交上的责任。
新帝国观内涵的范围非常明确，它仅指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起来的白人殖民地，而将帝国最大也最有价值的东方殖民地印度完全排除在外。考虑到新帝国观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全面胜利，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这其中隐含着的矛盾显而易见。英国这一时期在国内政策与印度政策之间的相悖之处在于英国人早已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在印度却加强推行重商主义，英国人在国内正不断走向自由主义，但在印度却坚持专制统治。
是什么东西阻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人在给予白人殖民地自治权利的同时，不愿将自由给予印度人民？显然，原因绝不仅仅只是印度尚未成熟到能够管理自身事务这一条。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英帝国拥有两种不同的海外殖民地，一种由移民垦殖形成，另一种由武力征服得来，人们对殖民地的看法也因此而大相径庭。除了国家观念外，另一个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英国人在海外移民的地方几乎全是“无主的空地”。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压力，英国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也都把目光指向殖民地，把向海外移民作为缓解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在美洲和澳洲新大陆未开垦的空地上进行移民垦殖活动，是英帝国海外殖民的主要形式，也是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建立和经营海外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区别。
对于帝国另一类由征服得来的殖民地，英国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历史留存下来关于英国人对印度统治问题的论述中，最开明最激进的立场也不过是给印度人民一个好政府。维多利亚早期是英国人对帝国与殖民地问题空前关注的时代，但印度事务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说在对印度的统治原则上，英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英国社会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移民殖民地政治改革以及相关的殖民政策上，集中在对整个帝国的态度问题上。
很显然，这一时期是英国告别旧殖民制度、走向自由贸易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信条在英国全面确立、自治原则在各移民殖民地胜利实现的时期，人们对帝国问题与殖民地事务的高度关注，既反映了帝国内部日渐突出的矛盾，也反映了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大变革，新的自由主义帝国观正是在这种关注与变革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