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读书笔记：从动物到上帝
版本信息：【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 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Signal, 2014.
历史学家很容易犯“马后炮”的错误，即把“如何”当作“为何”。他们可以描述基督教 "如何” 拿下了古罗马帝国，但他们无法解释 “为何”能达成这项创举。描述 "如何” 的时候，是要重建一连串从一点导致另一点的事件顺序。至于要解释 “为何” 的时候，则是要找出因果关系，看看究竟为什么发生的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另一连串的事件。这正是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先知总被认为是痴人说梦，而洞穿一切的历史学家只能依靠后见之明。
历史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一级混沌指“不会因为预测而改变”；二级混沌指“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永远无法准确预测。（注：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预测完全改变了其走向）经济和政治都属于二级混沌系统。从定义上，价格上涨和革命爆发就是无法预测：如果真能预测，就永远不会成真了。（注：类似于时空穿梭每去universe 1的未来一次，都会分裂出平行宇宙universe 2。对于universe 1的预测，在universe 2已然不起作用。）因此，学习历史的目的不在于作出预测，而是为了拓展视野，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或“必然”，而是有无穷的可能性。（注：即历史是有关各种反事实的学问，即历史在其它平行时空中的走向）
历史女神克丽欧是个瞎子：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随着历史演进必然提升。当然，利益本身也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只是很多时候，胜利者可以制定标准）。
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只要宿主能够活着让寄生虫继续繁衍，寄生虫就很少关心宿主的情形。这种说法有时称为“迷因学”（mimetics）。迷因学假设，就像是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瞧不起迷因学，但许多人都拥抱迷因学的双胞胎兄弟：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 “话语”。例如，他们将民族主义形容成一种致命的瘟疫，于19世纪到20世纪在全世界流传，引起战争、压迫、仇恨和种族灭绝。虽然民族主义病毒让自己看起来对全人类有利，但其实主要还是对自身有利。对此，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也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释。
————科学革命————
大约在公元1500年，历史做出了最重大的选择，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命运。我们将它称为“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始于西欧，但为什么科学革命是出现在此时此地，并不存在什么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过去500年间，智人的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1620年，培根发表了《新工具》（The New Instrument），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科学宣言；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提出三大运动定律。19世纪末，在验证和修正牛顿运动定律的基础上，发展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科学革命的循环：资源（资本主义经济和欧洲帝国政治）-研究（科学）-能力（技术）
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1、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打破神学教条）；2、已观察和数学为中心（通过收集各种观察值，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3、取得新能力。
现代社会之所以还能够维系，原因之一就在于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科学信仰几乎取代了宗教信仰，成为了“绝对真理”。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的核心是逻辑、语法、修辞，但到了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兴趣或是被强迫学数学并走向所谓的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如果你告诉孔子、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要先学会统计，才能了解人的心灵、治愈人的疾病，他们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
我们假设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但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让数百万人得以有效合作的虚构故事。如果证据显示许多这些故事都大有问题，社会岂不是要崩溃了？正因如此，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靠着两种不科学的方法：1、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如纳粹声称种族政策具有不可置疑的生物学基础）；2、诉诸 “非科学的绝对真理”，如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础在于坚持主张人类的特殊价值和权利，尽管对智人的科学研究并不符合这种看法。
科学家一般公认，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百分之百正确。因此，用 “真实” 与否来为知识评分并不妥当，真正的考验是 “实用性” 。（注：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向）19世纪后，国际间的科学竞赛也更多地发生在应用层面，特别是军事领域。这意味着，科学并无力决定自己的优先级，也无法决定如何使用其发现——真正决定科学发展方向的是政治、经济和宗教（如推动过去500年的科学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在科学革命之前，多数人类文化都不相信人类还会再进步。他们觉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整个世界只会停滞甚至恶化。人类寄希望于出现某位救世主来克服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而认为人类可以靠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往往被认为是荒谬而狂妄的。等到现代文化承认自己对许多重要的事还一无所知，又发现科学研究可以给我们新的力量，人类开始觉得确实还有可能真正进步。到了现在，许多人开始相信，只要不断发现新知识、发明新工具，人类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除了无知，不存在其它限制。现在所有最优秀的人不会再浪费时间为死亡赋予意义，而是忙着研究生理、荷尔蒙和基因系统以便未来能打败死神。有几位学者确实认为，到了2050年，就已经能够让某些人达到不出意外即可长生（a-mortal）的状态。
18世纪后诞生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共产主义等，已经对来世完全失去兴趣。唯一一个让死亡仍然占据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民族主义需要人们对之献出生命。
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或跨洋远航的技术（当时要照抄或是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承认无知（于是好奇探索征服）。这些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及成熟，就算想要照抄，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内化。一直要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
帝国主义扩张推动科学发展的例子：英国征服印度时才完成了对珠穆朗玛峰的精确测量；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协助波斯训练军队时，才破译了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对梵文的研究发现了“印欧语系”（梵语、希腊文、拉丁文、哥特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等有共同来源；“雅利安人”人种优势的出处）。
现代欧洲人开始相信“学习新知”一定是好的。正因为帝国不断产生新知，让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管理代表着进步、正面、积极。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至少理论上应该能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 “进步” 的好处；例如获得医疗和教育、修筑铁路和运河，以及确保司法公正、经济繁荣。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之为“白人的担当”。然而，事与愿违，英国的殖民导致了孟加拉国的大饥荒。因此，压迫和剥削，或者进步和发展，都只是部分的事实。我们很难断言期究竟是善是恶。
希特勒之后，种族主义变成禁忌，文化主义（culturalism）成为了攻击“他者”的武器。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党魁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不会攻击“闪族人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但会声称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歧视女性的特质的穆斯林文化会破坏欧洲民主和自由主义。生物学家已经可以指出现有人类族群之间的生物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从而轻松推翻种族主义，但对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要推翻文化主义却没那么简单。
想要了解现代经济史，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词：成长。不论结果是好是坏，究竟是生病还是健康，现代经济就像是一个荷尔蒙过盛的青少年一样不断成长，吞噬着它看到的一切。
银行业并不是件诈骗案，而是另一次人类想象力的惊人发挥。真正让银行（乃至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在现代之前，金钱只能代表一些 “实际存在于当下” 的物品。这与 "创业” 的概念无法兼容，因此也就很难促进经济成长。
“信用”这个概念早在古苏美尔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扩大信用。商业被认为是一场零和游戏，因此，许多文化都认为赚大钱是种罪恶。于是，富人一定得把他们多赚的财富拿出一些来赎罪。这造成了双输的局面：信用有限导致创业艰难而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又进一步导致即使手握资金的人也不愿意贷款给别人。
科学革命带来关于进步的信念后，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投资的预期。只要是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人类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即饼是会变大的，商业并不是零和游戏，消费有无穷的增长潜力。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创造性地提出“利己”就是“利他”。在过去500年间，这种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而不是挥霍或赠与他人。即使是某个辛勤工作的工厂工人，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去投资股票，也算是个资本主义者。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大重点，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新的发现。然而，如果实验室的脚步不敌泡沫破灭的速度，可以想见经济前景就会令人十分担忧。
荷兰是如何打败西班牙而赢得了金融体系的信任？首先，他们坚持准时、全额还款，降低贷款人风险；其次，荷兰司法独立，而且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最后，荷兰商人发明了股份公司制度（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不仅让债权人享受到部分利润，而且有了为资金保驾护航的军事实力。后来，英国复制了荷兰模式，只是规模更大、更成功（被拿破仑嘲笑为“店小二的民族” nation of shopkeepers的英国后来完胜法国）
法国在海外领土争夺中输给英国的重要原因是，1717年法国金融系统在密西西比泡沫中损失惨重，债台高筑。继位的路易十六不得不于1789年召开一个半世纪未曾召开的三级会议，结果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继两家东印度公司公司于1800和1858年由荷兰和英国收归国有后，资本主义和帝国的关系在19世纪变得更为紧密。股份公司不再需要自己建立及管理殖民地，而是由经理和大股东直接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与政治权力牵线接轨，直接由国家来帮忙维护利益。如马克思语，西方政府简直就像资本家的工会。国家为资本家服务的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包括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英埃战争（1882）
国家为资本服务的另一事例：1827年，英国政府为保证希腊起义债券能够兑现，派出国际舰队在诺瓦里诺战役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希腊获得了独立，但陷入沉重的对英债务。
相信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天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毕竟，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信任”，而信任这种东光靠市场本身无法保证，而得由政治系统来避免诈欺、窃盗和暴力的行为，并用警察、法庭和监狱来执行法律。如果政治对市场监管不力，就会导致泡沫破裂（如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其次，市场无法保证利润会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是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如果真的没有监管，资本家就能够通过垄断或串通来打击劳工，而劳工根本无法用换工作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相反，人类追求利润的渴望会引起道德伦理的灾难。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如果说宗教杀人是因为仇恨，那么资本主义杀人则是出于冷漠和贪婪。
虽然1945年以后，部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资本主义的贪婪稍微受到控制，但不平等的情形仍然猖獗。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所谓的现代经济成长也可能只是个巨大的骗局。虽然人类和全球经济看来都在继续成长，但更多的人却活在饥饿和困乏之中。面对困境，我们除了拖延时间和期待“饼”会无限变大从而产生涓流效应以外别无他法。
工业革命：即通过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不断用更廉价而大量存在的新资源去代替旧资源的过程（如蒸汽机把燃料产生的热能转化为能带动装置的动能；内燃机把石油转化为动能；电力革命）。工业革命的实质是能源转换革命。在解决能源问题后，获取天然原料和发明新的原料（如塑料）也变得容易了。
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农业生产机械化）。动物不再被视为生命，人被提升为神。推动这一转变的不是仇恨，而是我们（对有关动物感知能力的科学发现）的冷漠。
为了确保不管什么新产品都有人买账，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主义的实质是浪费主义、纵欲主义。是反对克己自省。所有的纪念日都变成了血拼日。肥胖变成了健康第一杀手，但也是消费主义的双重胜利：一方面，吃得多促进经济生产；另一方面，吃太胖购买减肥产品再次促进经济增长。（美国每年为了节食所花的钱，已经足以养活其他地方所有正在挨饿的人。）
为了让消费主义伦理和资本主义道德共存，如今的阶级分工是：资本家谨慎地投资以追逐更大的利润，穷人则大手大脚的花钱买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投投！”，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买买买！”不存在更高的理想追求，天堂可以只是一个刷手机的地方。
今天，总重量约达3亿吨的智人，消费者总重量约达7亿吨的家禽家畜，幸存的野生动物只剩下不到1亿吨。未来的世界我们不会缺资源，但不会再有自然栖息地——未来将是人类与自己引起的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问题等的对抗。能够灭绝人类的唯有“自然的改变”。或许在未来某一天，会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怀感激地回顾人类造成的这场灾难，就像我们现在感谢那颗杀死恐龙的陨石一般。
虽然智人已经越来越不受自然的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一致而精确的时间概念就是其明证（直到1847年，英国各家火车业者齐聚一堂，才研拟同意所有火车时刻表一概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这也带来了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让不同的家庭和社群结合形成部落、城市、王国和帝国，而工业革命不过花了短短两世纪左右，就将这些家庭和社群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位粉碎成了原子。
家庭和社群解决问题依据的是亲缘、互助原则。大多数政权没有能力也不会直接干涉家庭和社群内部事务。（如中国明朝（1368-1644）的“里甲”制度并不需要帝国自己养着成千上万的官员税吏，而是交给地方长者来监督各个家庭。）一方面，家庭和社群对成员的压迫绝不下于现代国家和市场，而且成员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后国家有了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和一大批可供差遣的公职人员。为了尽可能降低家庭和社群的影响，国家与市场找上家庭和社群的各个成员，开出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做自己吧！”于是，国家和市场变成了个人的衣食父母；但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则是社会疏离和国家机器的威胁。毕竟，国家、市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也并不容易。
国家与市场在情感（特别是忠诚维系）领域也与家庭和社群展开竞争。市场通过设定“理想婚姻模版”来干预婚恋关系，国家通过教育而干预家庭关系。两者都诉诸于塑造“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消费者是市场的想象社群。民族、消费者和钱、有限公司和人权相同，是一种“主体间”的现实。身份认同成为了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基石。
谈到现代革命，一般人想到的会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自由革命，或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事实上，现代社会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变。想要定义现代社会的特色为何，就像要问变色龙究竞是什么颜色一样。前现代统治者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传统秩序，以便能够尽量回归失落的黄金年代；但到了过去两个世纪，政治主流却是要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更好的世界来取代。
在现代晚期，虽然暴力和恐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和平与安宁也同时来到历史新高。从死于战乱的人口在总死亡人口中占比来看，二战结束后的70年间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一般人的恐惧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这个灵活变动的新社会秩序，似乎既能够启动剧烈的结构变化，又能够避免崩溃造成暴力冲突。如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国家制度的稳定有效抑制了出于家庭和社群间仇恨的暴力；但也使国家对个人的暴力风险上升。不过是，遭到国安部队杀害的人数远远低于死于他人之手的人数罢了。（例如巴西军政府统治期间，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远低于民主政府下由个人纠纷导致的死亡人数，社会整体的安全水平也更高）
国际之间的暴力也因帝国和平解体（去殖民化）、核武器带来的战争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的下降、有形资产被“点子和想法”等无形资产所取代、投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带来的“和平红利”、精英阶层中的和平主义等因素而减少。自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因外部征服而灭国。即使是在穆斯林世界，除了海湾战争和两伊战争也没有再发生其他全面的国际战争。
认知革命以来这动荡不安的7万年间，人们变得更快乐了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不同意识形态对于幸福快乐真正来源的定义。民族主义者会说政治自决能够带来快乐。共产主义者会说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带来快乐。资本主义者会说自由市场教导人类自立自强、积极进取，所以能够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快乐。由于标准无法统一，于是历史学家干脆回避这些问题。人类的快乐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注：特别是考虑到人类是事后合理化的大师）
不管如何，对于个人而言，“能力越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幸福”的道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连自由也不一定带来幸福，因为你在意的人离开的自由意味着你的痛苦和孤独。社会、伦理和心灵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绝对不下于其他物质条件。此外，人类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扰动的威胁也是确切而紧迫的。
理论一：快乐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快乐源自知足和感恩。但如果说快乐要由期望来决定，那么我们社会的两大支柱——大众媒体和广告——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觉地让全球越来越不开心。很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腐败和政治压迫，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现代埃及人并不快乐，因为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从社会意义上来讲，平等（或者说免于妒忌）可能是重要因素。
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发现，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生命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快乐最终来自于人们对生活经验所赋予的意义。相信死后会升入天堂的中世纪人可能比现代人更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错觉和幻想是快乐之母，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错觉达成同步（注：类似集体高潮）而已。换言之，想要更快乐，就要骗自己骗得更彻底。
理论二：快乐来自于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这意味着：1、快乐不适用于自然选择的原则，两位不快乐的爸妈的基因会延续，一位快乐的孤独隐士的基因却不会。延续基因的需求，注定了我们的快乐（如高潮）总是短暂的。2、快乐也可以通过类似百忧解的药物来获得，如《美丽新世界》所勾勒的那样。
理论三：不应把快乐视为个人主观感受（这只是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倒要把它视为因对自己全然了解而达成的超脱。例如，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这就像是有人已经在海滩上站了数十年，总是想抓住 “好的海浪”，让这些海浪永远留下来，同时又想躲开某些“坏的海浪”，希望这些海浪永远别靠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这个人站在海滩上徒劳无功，被自己累得几近发疯。最后终于气力用尽，瘫坐在海滩上，让海浪就这样自由来去。忽然发现，这样多么平静啊！
在21世纪AI的时代，智人终于能够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生物的演化将不再遵循物竞天择，而是根据智慧设计（intelligent design）。主要手段包括：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通过基因改造，人类甚至能够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如培育一夫一妻制的基因）。
生物工程：虽然我们目前确实还无法创造出超人类，但看来前方的路上也没有什么绝对无法克服的科技障碍。现在真正让人类研究放慢脚步的原因，在于伦理和政治上的争议。然而，不管现在的伦理论点如何有说服力，未来的发展似乎势不可当；特别是这有可能让我们无限延长人类生命、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以及强化人类认知和情感上的能力。
仿生工程：当人们实现记忆移植，意识操纵等技术后，人们可能再也无法“认识自己”。我们创造出来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物种。
无机生命：计算机病毒就是一种一经发动会开始自由演化，无论创造者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再能掌握它的发展方向的无机“生命”。
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点（singularity）。奇点之后，所有的法则都可能发生变化。不考虑其他外力因素（如核爆、生态危机），根据现在科技发展的步伐，很快智人就会被取代。未来世界主人翁与我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远大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它们更接近于神。它们能够永远年轻，既不繁衍后代，也没有性能够直接和其他生物共享记忆，而且专注力和记性是现代人类的一千倍以上。不会愤怒、不会悲伤。他们的情感和欲望完全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如果智人的历史确实即将谢幕，我们这些最后一代的智人，或许该花点时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历史年表-----
距今年代135亿年物质和能量出现。物理学的开始。原子和分子出现。化学的开始。
45亿年地球形成。
38亿年有机生物形成。生物学的开始。
600万年人类和黑猩猩最后的共同祖先。
250万年非洲的人属开始演化。出现最早的石器。
200万年人类由非洲传播到欧亚大陆。演化为不同人种。
50万年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中东演化。
30万年开始日常用火。
20万年智人在东非演化。
7万年认知革命。出现能够描述虚拟故事的语言。历史学的开始。智人传播至非洲之外。
4.5万年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绝种。
3万年尼安德特人绝种。
1.6万年智人抵达美洲。美洲巨型动物绝种。
1.3万年弗洛里斯人绝种。智人成为唯一存活的人类物种。
1.2万年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出现永久聚落。
5000年出现最早的王国、文字和金钱。多神教信仰。
4250年出现最早的帝国：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德帝国。
2500年出现最早的硬币：通用的金钱。波斯帝国：普世的政治秩序（“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印度佛教：普世的真理（“让所有人类解脱痛苦”）。
2000年中国汉帝国。地中海罗马帝国。基督教。
1400年伊斯兰教。
500年科学革命。人类承认自己的无知，开始取得前所未有的能力。欧洲人开始征服美洲和各大洋。整个地球形成单一历史场域。资本主义兴起。
200年工业革命。家庭和社群被国家和市场取代。动植物大规模绝种。
现在。人类脱离了地球的疆域。核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生物开始越来越由智慧设计形塑，而非自然选择。
未来。智慧设计成为生命的基本原则？智人被超人类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