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的欲望》读书笔记
“ 从这一章起，开始借助百度翻译、ChatGPT3.0，对照中文版阅读原著。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章，阐述了拉康理论中核心的主体观点，主体被定义为语言的剩余产物，而非作为语言所包含效应的一部分，它是被语言切割下来的多余部分。艰深而美丽。”
三、切割
作者在开篇阐明意图：在当代精神分析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中，真实界已经没了位置；心灵和社会被构想成由快乐原则统治的紧密统一体。作者借助拉康的理论来表明，恰恰是真实界将心灵和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关系受死亡驱力支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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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界在当今社会被驱逐
文明赋予当代主体幻想的身体和童话般的力量。现代文明下的主体拥有望远镜、显微镜、相机作为眼睛；麦克风、收音机、电话作为嘴巴；船只、火车、汽车和飞机作为腿部；以及所有这些扩展我们手臂抓取能力的仪器。
对于大多数当代理论来说，问题已经关闭了，真实界被认为由于彻底超越我们的认知范围，无法接近，因此与我们无关。在主体和真实之间，文明-社会秩序被插入其中。这个秩序不仅被看作是装备主体幻想身体以满足其欲望的东西，更被看作正是它产生了这种需要满足的欲望（but more, as that which produces the desires it satisfies）。
因此，幸福不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所有的镜子、相机、电话、麦克风、飞机、乘客名单和统计数据（在今天，还可以加上身份、地位、房产车物、名牌服饰）都被视为社会监视的附属物，只有通过这些东西，主体才能被展现，甚至被自己看到。当我们谈到无法立即判断历史上一个人所承受的痛苦或快乐的程度时，并非是我们无法对他（她）产生共情，而是因为我们无法轻易地将自己投射到她所处的客观社会中，无法识别出构建她欲望的思维范畴、使她免受失望的“麻醉药”来使她对自己的痛苦麻木不仁。
作者举了两个例子，来呈现社会秩序对意识的构建。
一是歇斯底里症：对世纪之交的医疗实践、摄影档案、教会和精神分析的话语的调查，与其说是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如何看待癔症的，不如说是告诉我们它是如何作为一个历史实体被构建的。而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实践构建的正是她的"欲望"。当她通过这些论述提供的范畴来看待和构建自己的时候，她与症状的共谋、甚而她的快感都得到了保障。
一是当代电影理论：凝视被构想为电影文本系统建构的一个点，它是观众视觉可能性的唯一条件，是电影所提供的视觉快感的唯一开口，观众被迫从那里看。人们看到并渴望看到的，是事先计划好提供给他看和给定让他渴望的；即使是受虐式的，人们也愉悦地假设（接受）了自己的“主观”位置。
在上述例子中，社会系统被认为是合法的、规制性的。假定主体已经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是依托渴望得到社会律法希望它想要的东西而存在的。因此，主体的建构取决于主体将社会表征作为其理想之存在，取决于主体从这些表征中获得的“自恋的快感”，它“粘合”了个人的心理领域与社会领域。主体嵌入社会的这个点是一种相似、汇聚、附着的点。
作者要反对的正是上述这种主体通过表征来识别自己的观点，并认为事物的复杂性在当前被推平了。作者在这里提出两个绝妙的意象。
第一个意象来自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人，”弗洛伊德写道，“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是‘一个虚弱的动物有机体’，无论他出生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使这个地球对他有用，每个物种都必须再次像一只无助的乳牛一样进入（‘哦，大自然的一英寸！’）。”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括号中的短语“哦，自然的一英寸”，这是一种矛盾的修辞法。对自然的分割和测量会使它失去本来的面貌，一寸自然本身就是不自然的，而是在文化计算中所使用的规则和标尺。正是这种不守规矩的野性意象，这个不易驯服的意象拒绝把自己作为人的等价物，自然中那个小碎片本就是人本身。我们将论证，“自然的一英寸”是那些未被纳入社会的东西，是在进入社会时被牺牲的东西。
第二幅图像与前述电影理论中凝视的概念有明显对立，这个形象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瓦特》，描述了一个五人审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他们开始相互对视，在他们成功地相互看到之前，很长时间过去了。并不是他们看对方花了很长时间，不是这样，他们比那更有知觉能力。但当五个人相互看着时，尽管理论上只需要二十次目光，每个人看四次，但实际上这个数字远远不够。"然后还有好几页描述五个人的扭曲、转身和其他操作，仍然没有成功实现目光的交换。因为总有一些眼神没有回应，无限期地破坏着完美的交流。
贝克特在这里描述的并非一个简单的轶事，而是提供了一种严肃的手段，去反思负隅顽抗的“自然寸尺”的重要性和意义。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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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驱力：弗洛伊德和柏格森
弗洛伊德的《笑话与无意识的关系》中的理论与亨利·柏格森在与《梦的解析》同一年发表的《笑》中所呈现的理论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生命不断变化的本质要求我们不断地耗费能量，而重复，即重新发现已经熟悉的事物，因为节省了能量，所以是令人愉悦的。笑声是我们对新的期望而引起的能量(同时又认识到是相同事物而使这些积攒的能量变得多余）的释放。
柏格森：笑声是由对生活被包裹在机械化外皮内的这种感知而引起的，简言之"生命的机械化"。他认为笑声具有社会功能，它宣告对任何一种个性、思想和行为中的僵化之处的批判。因此，笑声承担着帮助我们恢复社交生活的作用，并不断要求着我们保持警觉性和完全的心灵在场状态。
伯格森对爱利亚派(Eleatic）哲学家的反驳
伯格森不太适当地将理智(依赖于语言形成的抽象概念）与直觉（一种“听诊”，对“生命灵魂”的共鸣倾听）进行对比。直觉直接地把握生命的柔软流动，而理智则由于依赖于刚性和不连续的空间概念，注定要让流动的现实永久地从其范畴中滑走。
这个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爱利亚派(Eleatic）哲学家，尤其是芝诺（飞箭不动、阿碦琉斯与龟）。对于这个悖论，伯格森用笑声来回应：不可能的并非运动本身，不可能的是运用理智对运动、对生命的理解。简单地举起手臂，在智力的沉思下会变得荒谬滑稽，因为它只能像电影一样将运动分割成数百个离散瞬间。只有从内部，通过直觉感知运动，才能使我们观察到前者的完整性。（在某种程度上，伯格森的笑声理论似乎是为了解释五人考察委员会而量身定制的：将一个完整的观看分割成诸多离散的瞥视，从而使其完成变得不可能。）
弗洛伊德从快乐原则转向死亡驱力
当更仔细地审视弗洛伊德整体著作时，伯格森和弗洛伊德之间的相似之处被证明是肤浅的。我们转向《超越快乐原则》这篇文章，在这篇1920年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在那里看到了超越快乐的原则——死亡驱力的作用。论证的惊人转折是围绕“有机弹性”这个术语展开的，这个术语被伯格森用来命名有机的、生命的特征。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在这种“有机弹性”中，存在着回归到早期无生命状态的压力。他说：“[本能驱力]是有机生命内在的渴望，要恢复早期的状态……它是一种有机弹性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是有机生命内在的惯性的表现。”
如果按照伯格森的模型，就不可能将有机弹性和惯性理解为同义词，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非但没有将重复与生命对立，反而将其称为推动生命的本能驱力的特征。他强调，驱力的生成来源于强迫重复。生命的目的不是进化，而是退行，或者说，用这种情形下最矛盾的形式来表达，即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如果将第一死亡和第二死亡混淆，弗洛伊德的文本就是不可理解的。第一死亡是生理死亡，在此之后通常会有第二个死亡，一般通过各种哀悼仪式来体现，发生在象征领域。当我们谈论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概念时，关注的就是这第二种死亡。第一种死亡是生物进化的生命秩序，第二种是符号秩序。在前者中，事件只能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向前进展，仅发生一次，不可逆转。而在符号秩序中，人类历史的进程却是通过文本被刻写铭记的，在这个秩序中，过去并不是永垂不朽的，因为能指总是在回溯性地接收其意义（ChatGPT解释:能指在接收它本身的意义时总是具有一种回溯性，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指向它自己（自我回溯性），也可以指向其他相关的观点、想法或概念（跨域回溯性），从而帮助理解它本身的意义），曾经发生的事情总是可以被撤消的，因此，并没有永恒的存在。死亡驱力是为了回复到原初状态的冲动，因此，为了回到（重写）过去，只有将已有的过去毁灭或者改造，这种动作通过重复来实现，所以说，过去被摧毁的可能性与重复密不可分。死亡驱力和对重复的冲动是象征界生活的必然结果。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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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拉康和亚里士多德
在阐述弗洛伊德死亡驱力的概念时，拉康并没有直接参考柏格森，而是参考了亚里士多德。
与爱利亚派(Eleatic）静态的立场相反，亚里士多德和柏格森一样，将哲学基础建立在变化的首要性之上，认为这种变化不可从外部对其进行分割。必须维持有限变化的多样性和一般变化的永恒性。基础物质是保持不变的东西，而属性改变着。句子“未受教育的人成为了受过教育的人”是一个例证：文化属性取代其缺失的过程中，而人始终存在于整个变换中。如果要保护物质本质上的统一性，这必然是属于属性或特性部分的(会变化），而不是机械不变的部分。
但当亚里士多德试图描述简单的运动过程时，这种统一性似乎会瓦解，就像在减慢投影速度时电影中的运动会瓦解一样。
亚里士多德基于举起手臂的身体经验（伯格森声称只能通过直觉理解）确定了至高动因的必要性，拉康在他关于焦虑的研讨会中提到了这一点：“.....矛盾的是，我通过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来安抚自己，相信即使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的手臂也会根据一整套不自主的反射或者最终的指导力量自动移动。”
换句话说，整个身体功能的总和，整个肉体存在，被假定为维护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性。但讽刺的是，这种假设总和的存在取决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超越我们的力量的干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至高动因，伯格森的灵性。
与此相反，拉康认为，我们能（主观地、自由地）思考并非是我们身体整体在场的结果，相反的，却是因为这样一种事实，即“一种结构分割了（人的）身体......正如歇斯底里症患者所见证的。”现在，借助精神分析理论的帮助，人们认识到“癔症敏感区”是语言所铭记的症状。身体被书写，它是由语言构造而非预先给定的。当拉康告诉我们，语言分割了身体，“看看歇斯底里症患者”，他所说的是一种更无情的切割，而不仅仅雕刻出（或定义）一个身体形象、主体通过它来假设自己的存在。拉康所指的切割，驱使主体去寻求超越形象呈现给它的其存在的本源，它让主体总是感到其形象中有某些东西缺失了。拉康要求我们关注歇斯底里症患者的自我麻痹，那些意识中的盲点、那些注意力不集中的方面，标志着患者自我形象中缺失的一些东西。对患者来说，由社会语言构建的事实意味着她的身体的一部分对她来说是不可见或不存在的。患者的惰性肢体和面部瘫痪是一个切割的证明，而那些想将拉康的理论转化为语言或文化决定论的人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切割。那些将"癔症的发明”视为社会对主体纯粹强加的身份的人，忽视了癔症被精神分析提出来视为主体对其社会身份的挑战：癔症是主体本质分裂、质疑和拒绝社会规定的第一个分析实例。
读书笔记
这一段大意是当思考自主意识的时候，在分析整体和局部的运动关系时遭遇障碍，这迫使我们去思考无意识运动，比如抖腿，和人交谈时手无意识地挠下巴等，这些非目的的动作不受思想和意志的控制，历史上曾把这些无意识运动归结为超越主体的力量的干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至高动因，伯格森的灵性），从而维持整个身体功能的总和，最终是为了维护主体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性，而这种假设，和其想证明的目的却恰恰是矛盾的。
要理解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并不能通过把"身体是一个整体"的想法强加来实现，在拉康看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主体是被切割的，才会有这些无意识运动的产生，比如歇斯底里症的症状（全身紧绷的僵直，麻木瘫痪的面部表情），这些行为都是主体呈现出日常不可见的一面，或者对于社会律法来说无意义不实际的一面(一种溢出），通过这些面向，无意识地实施对社会律法的反抗。——通过前面这一部分现象论述，引出来主体是被切割的这个论点，为后面的展开进行了铺垫。随后将就着重谈主体被切割的原因——语言的虚假性（联想到ChatGPT）。
语言的“失败”
我们现在有能力重新考虑身份失败的问题了。这种与歇斯底里患者的认同，产生了一系列主人公（heroes），他们不断摆脱自己的身体、财产和积极存在，并渐近地接近自己的无意识，却永远无法达到，总有一些东西无法抹去。现在从精神分析的视角重新考虑芝诺悖论：这时候芝诺相信的不变之物不再是语言强加在我们之上的“实际”或“抽象”定义，而是另一种幻觉，即我们的一部分存在超越了语言的限制。对拉康来说，被感知为不变的是超越语言的存在，而不是语言内部的存在，它就像惰性的肉体、自我形象中缺失的“自然英寸”，记忆或视觉中的空白部分、也是我们自我形象中丢失的那部分。由语言构建的主体发现自己与自己的一部分早已分离。正是这种最初的分离使得主体所有追寻与其完整存在重逢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主体努力的弧线就像芝诺的箭矢，无休止的飞行，却只能无限接近而永远达不到其目标。主体与自身的一部分相分离，这部分就是其欲望的对象-原因，它解释了主体动作的切割和可替换对象的无限序列。拉康的精神分析表明，正是主体对其整体的非存在性决定了芝诺悖论。
拉康认为逻辑-蕴涵（比如理发师悖论）是一种出错的语言概念。他的任务因此成为阐明（错误、失败的）结果是如何从语言中派生出来的。因此，拉康将主体定义为语言的剩余产物，而非语言所包含效应的一部分，它是被语言切割下来的多余部分。拉康将说，简而言之，正是这个缺失的部分——这个附加的虚无——造成了主体。主体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个立场与伯格森的观点截然相反，伯格森认为持续性（“dureé”，用于描述他所称的渐进时间性）是从先前的一切中“生长”出来的。所有产生的事物绝对依赖于先前存在的一切。对于伯格森来说，虚无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他认为，“存在”是一切可思考东西的属性。
而当拉康将能指链称为自动机时，他通过这个事实宣告了这种信仰：语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效果……没有意图介入来激活和填充言语。”
称语言超越了主体，意味着能指对意图是不透明的。这种不透明性不仅阻碍它们传达意图，还禁止它们反映外部现实。因此，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某种对社会性的语言生物（人类）的定义似乎只会陷入僵局，并使我们受困于一个社会构建的现实中，在此之中的我们“注定要”幸福（we are bound to be happy）。或者更简单地说，在其中我们受到束缚。因为如果首先假设主体是特定社会组织的效果，即主体（生活中的我们！）是实现或满足社会需求的意义所在，那么主观的快乐就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概念，对快乐原则的依赖作为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唯一联系形式，最终导致了对快乐的真实追求被消除。（我们被要求学习、考试、工作、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缴纳保险，这里面是否还有我们？）
上述关于语言的虚假性，让人联想到近来流行的AI话题，在现今大语言模型下开发的AI，通过学习语言来塑造机器智慧，是否有朝一日，它可以成功地欺骗人类？人类该如何自处？或许超越了语言网络的哲学思辨，才能为人类争取一点点主动权。
延迟
我们已经说过，符号的不透明性意味着语言并没有揭示它们背后的真实或真理。现在必须将这种逻辑扩展，注意到这种不透明性也保证了由它们产生的任何现实或意义都永远无法使我们相信它的真实性或完整性。由于能指不是透明的，它们无法证明它们在所说的内容背后没有隐藏任何东西，无法证明它们没有说谎。语言只能呈现为一个面纱，切断我们看到除我们被允许看到的以外的其它现实。称话语机制获得一定的有机弹性——回忆一下弗洛伊德将伯格森的论点反转的那一点——是意味着通过延伸或延迟一种确定意义之时，语言总是产生出多出来的、不确定的东西，为意义的可靠性提出某种质疑。正是这个质疑悬置了将存在自动归为一切能被想象出的事物的看法，取而代之的，是对非存在进行想象的可能性：也就是无。
表意过程不可避免地为自身带来了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思考我们整个所指现实的湮灭和彻底破坏。
（真实）欲望的生成
因此，当拉康说主体是ex nihilo（无中生有）创造出来时，他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陈述都为其自身的否定准备了可能性，即快乐原则（主体独立于命运）无情地超越了自身，并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了一个信念：存在一种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现实。主体不仅质疑提供给它享乐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或者是否在被提供的东西中存在遗漏。欲望的产生不是为了追求某物，而仅仅是为了追求其他甚或比某物更多的东西。欲望根源于我们被语言愚弄、被骗了些什么的感觉，而不是被呈现给我们的、我们能瞄准的一个明确的物体或目标(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欲望没有内容-它需要的是无-这源于语言无法向我们传达不容置疑的真理和实证的目标。
拉康的箴言——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通常被理解为主体将自己塑造成为他者欲望的形象。拉康对这种错误解释的回答很简单，即，我们没有关于大他者欲望的形象（它仍然保持着不确定），而正是这种缺乏引发了我们的欲望。首先，这是一个不被满足的欲望，它引发了我们自己的欲望——一个没有意义填充或者没有所指的欲望，这个欲望也是不可满足的。
这里想到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众人追捧中的女明星也成为台下一个普通女生的欲望对象（渴望成为她的样子），但当只有女生和女明星两人一起流落孤岛时，这种欲望突然消失了。
作者在这里，对于那些将主体描述为一种由文化秩序（并以其欲望的形象）制造的假神的说法给予回应：决定每个主体性质和能力范围的，不是律法的长臂，而是某种逃避律法及其规定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认为主体是由语言构建的，而忽略语言具有双重性（欺骗性）的重要事实，即它所说的一切都可以被否定。这种双重性确保了主体不会成为语言的固定意义所确立的东西。对话语的激活同时也激发了对不存在的渴望，对一种超越言说的不确定性的东西的渴望。这种不确定性的东西（拉康称为对象a）导致了主体，a具有历史特定性（它是特定话语秩序的产物），但没有历史内容。主体是没有满足历史要求的历史产物。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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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碦琉斯与龟
芝诺悖论对于任何基于符号的主体理论仍然具有相关性，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闭合与排斥》中阐述了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韦伯探讨了如果接受索绪尔的格言“语言中没有实证的词语，只有差异”，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芝诺（Zeno）的幽灵和无限回归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将能指链或陈述分解成一系列的最小单位，它们只能一个从另一个能指的引用中获得它们的含义，而这个能指又引用另一个能指，如此循环下去，当这种无限的推迟不再被认为是基于某种外部现实时，我们不得不怀疑，它如何还能产生任何陈述？
皮尔斯的“习惯-改变”
一个意义延迟的过程如何产生意义？延迟如何超越它永远无法达到的界限？皮尔斯通过将他的“实用主义”与他的符号学研究相结合，解决了这个悖论。也就是说，他逐渐认识到符号所指向的另一个“符号”不完全或简单地是另一个思想，而且还涉及“实际方面”，即“涉及行为的影响”。因此，实用事实跃过符号分割，就像阿碦琉斯的运动行为虽然可以无限地被几何分割，但在现实中却超过了乌龟一样。于是他将“习惯-改变”作为唯一可能的最终符号和解决芝诺悖论的唯一解决方案。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误区
在提供结构模型的最有力尝试中，德里达确定了某种结构的不稳定性，同时，德里达开始探索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事实上，决定已经被做出了，权力已经被行使了，行踪已经被确立了。
事实或效应（签名效应、制度效应、主体效应）被设想出来，来反对（“硬币的另一面”）符号差异所带来的延迟，但这些效应对现实带来实质影响的运作机制却从未被正面澄清过。语言确定（而不仅仅是描述）事物，他们构建主题，产生签名，是的，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他从未解释过芝诺悖论是如何解决的。这一失败是德里达理论在制定解决方案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障碍这一症状性事实。
作者认为，这个障碍正是：它致力于解构、致力于摧毁每一个整体、致力于背叛整体的虚幻特征。解构会让我们相信，一个整体的概念掩盖了差异的无限发挥。举个例子，在德里达原则被电影理论所接受的这一时期，“主流电影”的闭环（圆满完结）就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妥协，而对每一个空间、听觉或叙事的连续性的打断都被自动地誉为政治进步。这种粗鲁的二分法无法想象的是一个更复杂的封闭和整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虚幻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会抑制差异，反而正是差异存在的先决条件。这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正是解决泽诺悖论的基础：只有从封闭的整体中才能去思考无限；只有在一个有限的限度内才能保证意义的产生将不断地得到修正，且永不结束。为了证实这一事实，拉康不断地求助于泽诺悖论，提出和皮尔斯类似的主张：“在数字具有极限这一前提下，它的数量可以是无限的。显而易见的是，阿喀琉斯只能超越乌龟，却无法“抓住”乌龟。只有在无限中，他才能跟它相会（rejoins）。”
关于rejoins的读书笔记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永远在描述现实却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就好像一个收敛的函数模型，无限趋近于极值，却无法达到极值。但是没有这个函数模型（这些构成函数图像的离散的点），我们就无法想象这个场景、这个“走向”极值的轨迹。所有这些点汇集（rejoins）成为意义。
拉康的理论
芝诺悖论的谬误在于它忘记了阿喀琉斯前进的极限。因此他的一系列步伐不是发散的，而是收敛的，它们所属的集合是封闭的。正是这一闭合集合给予述行以空间，让阿喀琉斯超越了乌龟，克服了一系列离散脚步所带来的的僵局。没有这种内在的限制，则表述行为将不可能存在。
接下来的章节将陆续探讨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中是如何运用和发展这种基于整体的逻辑悖论的，包括——缝合理论、群体理论、性别差异理论，都是从这种逻辑中产生的。
拉康使我们认识到，德里达对主体的解构是错误的，因为它将主体欲望的无限性与主体本身混为一谈。精神分析的主体不是无限的，它是受限制的，正是这种限制导致了它的欲望的无限性或不可满足性。在无尽的能指链条中，一样事物总会被另一种事物所取代，这只是因为主体被从那个能成就和完善他的关键事物中给切除下来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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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与律法
长期以来，支配性的哲学立场认为，原因是由一系列不变的事件序列或受控于一个覆盖律的事件结合引起的。万事必有因，而拉康认为因果观念应该与认为律法是原因的观点区分开来，他的理论所反对的因果理论，正是牛顿定义的覆盖定律那一类：作用和反作用的不变序列或不变连合。
在H·L·A·哈特和A·奥诺雷出版的《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这部作品中，将因果关系理论的原因与失败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律法（规律）联系起来。该书反对“由实验科学发现的对律法的概括，构成了因果关系概念的本质”的学说。它还对身体隐喻提出了控诉，即为了移动物体而对物体施加身体压力或力量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种潜在的、未经分析的隐喻，原因才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非事件、意外和失败。
《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将条件或场合，即环绕着效果的正常和不起眼的因素，与原因本身区分开来，原因被认为是与正常情况有所偏差的，是出了问题的东西，因此需要解释。哈特和奥诺雷提供了火灾爆发的例子，人们不会将火灾的原因归因于氧气的存在，尽管没有氧气就不会发生火灾，相反会在某些异常情况，某些出了问题的地方寻找原因。
即使是上述这样简要的描述，也足以暗示拉康是如何分享和改进哈特和霍纳雷的洞见的：
1、拉康也关注了潜在于某种因果关系概念中的身体比喻，但他使这个比喻更加核心化，同时展示了为什么这个比喻是无效的。在拉康的理论中，身体更清晰地成为一个符号建构，它永远不会完全完成。
2、拉康将失败与静态的、值得怀疑的规范/偏离区中独立出来。
3、是语言的物质性，而非主体，要求我们去寻求原因。拉康消除了心理主义所带来的困扰（包括哈特和奥诺雷的），也即是将原因和解释相混淆。
“充分原因原则”——即一切都必须有原因的信念，处于精神分析事业的绝对核心。然而，精神分析只与这样一种关于原因的信念密切相关，即必然存在的原因永远不会出现在它所影响的意识领域中。
补充说明:
最后继续写一点主观感受。最近去看了《宇宙探索编辑部》，除了结尾，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挺不错的。尝试用拉康的主体理论分析一下。
普遍的历史主义观点是，人是社会的一种效果
人一出生，就接受教育，进入语言所构建的象征界，我们所接触的实际的一切，几乎都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提供给我们的。在这种环境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欲望，就仅仅是这个社会生产出来，想要被人欲望的东西，因此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效果，没有其它的欲望了。
社会律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
社会秩序和律法，究其根本是由语言建构出来的，而语言永远具有不确定性和虚假性，它可以为各种目的服务，而且通过时间的延宕，所有由语言形成的事物，都可以被新的说法所覆盖和篡改，历史可以修改，规则可以修订，社会律法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以上两点，映射到人的身上，会产生一种悖论的效果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由社会规则和律法所建构的，或者说语言建构的世界，但我们对语言或者这个现实世界永远有着深深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我们试图探索真实界的企图，从而生成一种无法实现的欲望，而这样的主体，必然是不能被社会效果所全部纳入的，永远在追寻一些“现实画面”以外的东西。
具体到这部电影，刚一开场，就设置了一幕这种悖论所导致的戏剧效果：
老唐穿上宇航服，想要的是有一天，他或许能接触到外太空和外星人（可以引申为超出一般社会和律法的界定范畴），这个宇航服对他来说不是儿戏（老唐是个主体）。而其他人对于这个宇航服主要是考虑其商业目的，卖钱，拉赞助，这些人就是这个社会的效果（非主体）。因为真实界永远不会存在于社会（象征界）之中，而老唐在象征界中去对真实界进行着执着的追求，就形成了一种错位的喜剧效果。
虽然老唐在社会中显得荒谬可笑错位，但他体现了一个主体的存在意义，他是可爱的，值得尊重的。所以这也是最后的结尾，让人感到遗憾的部分。老唐突然“成熟”了，被这个社会所“吸纳”了（具体体现在他在婚礼上侃侃而谈，在精神病人面前读给过世的女儿写的诗——一种把私人情绪表现给别人看的带表演性质的举动，这不符合我们对主体的期待，更有一种自恋（表演）的成分，仿佛想向这个社会主动示好），这个主体的形象一下子瓦解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人作为主体，如何与系统平衡关系？难道被社会吸纳，就是错误吗？
不全错，我们在现实中就是这样一边妥协着一边保持着残留的自然一英寸，但对我的观感而言，放在这样一部电影的结尾的确是个错误，一直认为电影不应该说教和规定好位置（呼应上文中关于电影凝视的理论），不应该直白地告诉我们要怎样在现实中去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成年人，我们的感知系统对这种教条式的东西已经过载了。或者换句说法，这样的结尾处理和这个电影的整体调性不符。这部电影一直想表达“存在过”对于“人的意义”的重要性，但最后在技法上出现问题了，给人一种强行接地气儿的错位感。
顶着锅的孙一通是个神话人物，我们可以喜欢他，期盼他的出场，但不会让自我等同于他，但我们会潜意识地带入老唐，因为他是个人，没有特异功能。所以孙一通可以飞走（他就是无限去追求真实界的意义象征），这个角色圆满闭环了，而老唐却得回到现实中，所以我们对老唐回到现实中的处理格外在意，回到现实没问题，但他仍然可以维持一个主体的形象，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更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身份，更应该坚持。他当然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关掉编辑部），整个人可以更内敛，但应该在结尾显露出一些他的主体性，而不是一味地下沉进生活之中。
而电影的结尾走向了上述期待的反面，我期待的：更内敛的老唐，不办杂志社了，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但偶尔仰望星空之类（还没想好怎么呈现他偶尔显露的主体性）；电影给的结局：表面更开朗外向的老唐，到处上台演讲。没有呈现出他私下是什么状态，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的。最糟糕的一幕是极具表演性质地当着一群精神病人哭泣。
或许可以安排他去乡村小学送天文望远镜，不是有一批望远镜一直卖不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