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读书笔记
简介
乾隆的统治占据了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将康乾盛世推向巅峰。除了康熙、雍正为其打下的良好基础外，自制力强、勤政、处理问题果断迅速、善于吸收历代统治得失、感情生活比较专一、健康长寿等才是乾隆能够成功缔造盛世的重要因素。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然而，乾隆身后却是盛世的崩塌和一个逐渐衰败的大清王朝。乾隆晚年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乾隆是成功的，其成就足以让他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列；乾隆也是失败的，18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让他的统治显得没有任何新意。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可以看到，乾隆时期中西历史发展正经历另一种“大分流”。
作者简介
张宏杰（Zhang Hongjie），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虚构历史写作、公共史学传播。
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简读日本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十余部。
曾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及海外出版。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提名。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系列节目，收视率创年度最高。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做过多场学术讲座。2018年4月，张宏杰应邀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并发表以“贵族精神”为主题的演讲。
读书心得
盛世之下，百姓亦悲
唐玥
记录乾隆时社会状况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我之所以选定了这本书，其书名功不可没，饥饿与盛世本就是相悖，二者何以能并行？读罢本书，昭然若揭，所谓饥饿，即是指普天贫民之饥饿，所谓盛世，则是指帝王富绅之盛世。乾隆治下的社会是一个极度缺乏中产阶级的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彼时清王朝的贫富差距之大，即便是那些到处远洋探险、去过各类国家的欧洲人也闻所未闻、意想不到的地步了，由此可以推断，这种极端的病态社会在当时的整个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彼时乾隆仍醉心于自己的“十全武功”，浑然不知他眼中的所谓“盛世”，不晓得充斥着多少底层人民的血与泪！自天命时起，有清一代专制皇权不断膨胀、肆意扩张，各种文字狱以及各种对百姓行为与思想的压制层出不穷，以至到乾隆中期，人民麻木，早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统治者们已经能够冠冕堂皇地全然不顾人民大众的利益与尊严，一切以皇帝个人旨意与喜恶为准，以维护皇帝以及大清帝国的面子为准来施行统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皇帝只维护“大清国民”的利益，而这些忤逆自己的父母官、忤逆自己君父之意的“刁民”肯定不在其列，而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有人讲，乾隆对赈灾支持的力度是有清一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前所未有的，但换个角度，这点虽在客观上确实保障了百姓的生命权，但更多的是这样做能够更加稳固其统治，乾隆本质上只想养着一群工具人，维护其生存，确保其没有二心，让其为国家纳税即可，普通百姓的人权很难有保障，在其治下发生的这件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毁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乾隆通过赈灾来展现自己的爱民体民惜民之心，来提防灾区民众作乱，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他虽说也是嫉恶如仇，痛恨官僚群体的贪污腐化，但他却更加厌恶百姓对其最直系父母官的不敬，以至于有时甚至会出现诸如民越级告官，官小罚而民大罚这样本末倒置的情况。
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这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所谓盛世，是故步自封的愚昧无知的奴隶盛世，也是中国落后于世界、错失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样的虚假盛世有什么用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谓被我们沾沾自喜的历史盛世却在实际上依旧还是人民只得勉强生存的时代，而这种统治思维究竟遗留多少，是我们深思的问题。
好句欣赏
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中国戏曲概论》）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马戛尔尼的结论与巴罗相似。他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