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缺陷亦明,理论探讨匮乏。分言之:1.为哲人立传,扫却小说家的艺术渲染,严谨求真、偏重考据,然而,淡化了义理辨析。对“史”的研究堪叹,对“思”的切问犹怜。2.副题为:十五、十六世纪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聚焦点,但实质上,政治史描述详备,细致入微,思想史则含混模糊。同时及前后的吴与弼、娄谅、陈献章、湛若水、罗钦顺,以及王门后学诸人,虽有提及,却鲜谈思想,仅以历史人物的角色出场,过眼云烟,而非思想史的人物,更遑论哲学史上的哲人。3.引用诗歌,好则好矣,失也在此。相形之下,阳明哲学多存于文章、语录、书信中,甚至奏疏、公移也偶有体现。仅侧重阳明诗,而疏离了其他文献,恐为偏颇。再者,王阳明早年确曾爱好文学,与李东阳、李梦阳等人关系不浅,但后来一心持志于儒学,虽也写诗,却非主业。他毕竟是个哲学家,人生砥砺,事上磨练,在寄兴风雅、抒情达意之后,还有戒慎恐惧、省察克己的工夫。诗歌固有所抒,然而是否可代表其哲学思想,料是颇难矣。况且纵观全书,作者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论述简略,对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浅尝辄止,对严滩问答则未曾提起,如此之类,皆为遗憾。
另外,我发现一处时间错误,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大礼”风波中的回程》(第465页)第四段:
“对于第四次请求回乡的王守仁,当政者一直未置可否。而登基后的新皇帝在嘉靖元年六月十六日,下了一道敕书: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嘉靖命王阳明自江西入京的圣旨,应在正德十六年,断不会在嘉靖元年。可考相关文献,如:黄绾《行状》、钱德洪《年谱》、张廷玉《明史·王守仁传》等。再据生平事理,史实无疑,应系笔误。
冬日炎热,新年伊始,读书仍应涉经典,对坏书、俗书少看些,免得浪费生命。
易非
2023.1.6
附李庆书末两段:
王守仁思想的形成,并非生而知之,一朝顿悟。他不是超然的“圣人”。所谓的“五经皆史”,对经书的简约解说,是在精研之后的归纳,是研读经书、细加分析之后,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并非不读经典、随心所欲、“一朝顿悟”的。若完全摒弃书本典籍,又何须“六经注我”?
……
总之,王守仁以及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已经对中国和东亚社会产生了影响,或许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因此,不是根据想象,不是根据后人涂抹上去的光环或污秽,而是真实地了解其人其事,在尽可能真实的基础上,理性地分析他的成就和不足,吸取有价值的内涵,或许也就不仅仅是“戏说”或“超越时空”式的媚俗和炫耀,也并非“斜阳只乞照书城”(龚自珍诗)的闲逸和洒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