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读书笔记 信仰奇迹和不信的人，争论的逻辑结构相同，只是内容不同
人类自古以来都想弄明白世界的本源，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推动了一切存在和变化。
有些哲学认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彻底放弃行动。这些哲学流派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折磨和煎熬，根本没有任何努力能够让它变得更好。
他们的结论是，真正的幸福只能通过彻底消灭意识、意志和生命来实现。
换句话说，想要获得真正的解脱，就要变得完全被动、冷漠、无欲无求，像植物一样，既不思考，也不行动。最高的善，就是彻底放弃思考和行动。这种思想在很多印度哲学（尤其是佛教）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的理论中都有体现。
他们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而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不再参与这个世界，彻底放下对一切的追求。
然而，经济学和行为学（即“行动学”或“实践学”Praxeology）不会对这种哲学做出评价。
它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因为它们的任务不是去评判什么目标更好，而是研究人类的行为本身。
它们只关心人类如何行动，而不是那些选择变成“植物”、完全放弃行动的人。
毕竟，行动学的研究对象是“行动中的人”，而不是一个不再思考、不再行动、变成植物一样的“非行动者”。
历史性与科学的局限性
历史学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具体内容，收集并系统整理所有关于人类行动的经验数据。它研究人类各种努力的无限多样性，分析个体行为及其特殊背景，关注指导行动的思想以及行动的结果。
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具有一定的延迟滞后性，无法提供适用于未来所有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知识。
虽然它能让人变得更有智慧和判断力，但它本身并不提供可以直接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或知识。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同样研究过去的事件，但它依赖实验，通过隔离个别变量来观察变化，从而构建可供归纳推理的事实。而人类行动科学则无法进行这种实验，因为它面对的是复杂现象，无法隔离变量进行重复实验。
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人类行动科学的实证主义者和形而上学派的学者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无法建立基于实验的后验理论，也不能像物理学那样通过实验验证或推翻普遍命题。
对于社会现象来说，理论必须先于历史经验，否则历史只会是一堆混乱的变动而毫无意义。
现代哲学有一种流行的趋势，即否认先验知识的存在，主张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
这种观点主要是对过去神学和形而上学幻想的反动，因为过去的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往往凭空推测道德准则、历史发展规律、灵魂的属性、物理和生理现象的法则，而不依赖经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地证明逻辑结构的普遍性和不可变性。例如，当我们试图与他人交流、说服别人、提问或回答问题时，我们依赖于所有人共有的理性结构。
一个连逻辑规律都无法共享的世界将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或合作。因此，行动学的命题在所有符合其前提假设的情况下都是普遍有效的。
先验主义与现实
有人认为原始人的思维结构与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但实际上，原始人和现代人的思维逻辑结构是相同的，只是思考的内容不同。
法国学者Lévy-Bruhl曾经提出，原始人的思维是“神秘的”和“前逻辑的”，他们的集体观念遵循一种叫做“参与律”的规则，而不是像现代人那样遵守“矛盾律”（即逻辑上的自洽性）。
然而，Lévy-Bruhl自己也承认，即使是现代人，也有许多思想是受“参与律”影响的，例如宗教信仰。
换句话说，信仰奇迹和不信奇迹的人，他们的争论并不是逻辑结构的不同，而是信仰内容的不同。
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观察到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原始人不喜欢推理，而是停留在对事物的直观感受上。
但作者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原始人独有的——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也有人不愿深入思考，比如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因此，所谓的“前逻辑思维”并不是原始人的特征，而是人的普遍现象。
Lévy-Bruhl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和现代人一样，都试图解释世界发生的事情。只是他们寻找原因的方式不同。例如，一个想要丰收的农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法：施肥、进行宗教仪式、去朝圣等。
无论方法是否科学，本质上他们都在进行一种有目的的行动，即“使用手段来达成目标”。即使是巫术或驱魔，本质上也是一种基于特定世界观的技术，只不过这种技术在现代科学看来是不合理的。
先验推理是指不依赖经验，而是通过逻辑推导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是从数学公理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它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必然的结论，但它仍然能拓展我们的知识。
同样，在经济学中，货币理论也是通过先验推理建立的。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并没有提供额外的经验事实，而是对“货币”这个概念进行了逻辑分析。
许多错误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因为经验直接否定了它们，而是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发现了它们的矛盾之处。
作者认为，经济学和其他人类行动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依赖实验和观察，而人类行为的科学（如经济学）则是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的。
因为人类的行动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推理和行动在本质上是同源的。
同样的经济现象可以被不同的经济理论解释，因此历史经验本身无法直接告诉我们经济规律，而是必须借助先验理论来解读。
如果没有经济理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无序的历史事件，而无法从中总结出任何规律。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研究社会现象时，应该从个体的行动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整体来看。
有些批评者认为个体是个抽象概念，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人类的理性、语言、合作这些特性都是在社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所以研究社会问题应该从整体入手，而不是从个体出发。
不过，作者认为这种批评并不成立。
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整体确实是存在的，比如国家、宗教、政党这些东西，但它们的存在是通过个体的行为来展现的，而不是自己能独立运作的。
举个例子，行刑的是刽子手，而不是“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但大家赋予了刽子手的行为“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样，士兵占领一块领土，真正行动的是士兵本人，但人们会把这个行为归结为整个国家的行动。
（这一部分是这样理解的：物理层面的行动和社会意义层面的归因是两回事。个人执行了行动，但人们的理解赋予了它集体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说“国家”或“军队”本身不行动，行动的永远是个人，但人们会赋予这些个人的行动一个集体的意义。
人们之所以说“这是国家的行为”，是因为大家共同接受了一种解释方式，认为他们的个人行动代表了国家。但从严格的方法论角度来看，国家这个概念是由个体构成的，它自己不会“行动”，只有人会行动）
所以，社会整体的存在本质上是个体行为的集合，或者说，它存在于个体的行为之中。
另外，作者还强调，我们其实无法直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看到的只是具体的人在行动。
比如说，你能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但这群人到底是路人、一个组织，还是一场抗议活动，是需要理解他们的意图才能判断的，而这种意图只能来自个体。
社会现象是个体行为赋予意义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想从集体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的人，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个人同时属于多个集体。
一个人可能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同时信仰某种宗教，还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这些集体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从集体出发，很容易陷入混乱，无法搞清楚到底是谁在行动。
而如果从个体出发，就能更准确地理解社会现象。换句话说，社会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整体，而是无数个体在互动、合作、冲突中形成的结果。
“我们”是虚拟的光荣
作者强调自我”（Ego）是个体行动的统一体，它是毋庸置疑的，不能被推翻或者拆解。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是独立的，不管你怎么去分析或者争辩，这个基本事实不会改变。
而“我们”（We）只是多个“自我”的集合，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由多个个体加总而来。如果有人说“我”（I），意思很明确，不需要额外解释；如果说“你”（Thou）或者“他”（He），只要清楚指的是谁，也不会有什么歧义。
但如果有人说“我们”（We），就需要额外的信息来说明这个“我们”到底包括哪些个体。无论是一个人说“我们”，还是一群人一起说“我们”，这个“我们”仍然是由单独的个体构成的。
集体不能行动，只有个体才能行动。
当人们以“我们”的名义行动时，实际上有两种情况：要么每个人都各自采取行动，要么一个人代表所有人行动。
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他人要么创造了这个人代表他们行动的条件，要么默许了他的行为可以代表他们。
例如，一个政府官员可能以国家的名义做决定，但真正行动的是这个官员本人，而公民们要么通过制度授权他行动，要么默认了他的行为可以代表国家。
作者批评了一些心理学尝试解构“自我”的努力，认为这些都是徒劳的。从行动的角度来看，无论一个人过去是什么样的，或者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只要他在做选择、采取行动，他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Ego）。
特别的“我们”——“光荣的复数”（pluralis gloriosus），也就是人们用“我们”来夸耀自己所属的群体，即使他们个人并不具备相关能力。
例如，一个从未滑过冰的加拿大人可能会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冰球选手”，或者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可能会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
大家当然不会被这种说法欺骗。但问题是，当这种“光荣的复数”被用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就会演变成“pluralis imperialis”（帝国式的复数）。
也就是用“我们”来为某些国家政策或经济政策背书，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某些意识形态或集体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