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多》读后感
编者按：
本篇为2024年春季学期《斐多》读书会成果。
本学期“经典与前沿”读书会研读的文本是《斐多》篇，作为柏拉图作品第一部“四联剧”的最后一篇，《斐多》承接了《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克里同》篇的情节与思考，以斐多的转述再现了苏格拉底在其生命最后时刻的言辞以及执行死刑的场景。《斐多》体现了苏格拉底在最后一次“公开课”中对灵与肉和生与死的思考，通过“相反相成说”和“回忆说”等说法论证了“灵魂不朽”。分析《斐多》文本让我们对苏格拉底的德性、智慧和无知有更准确的认识。
这学期阅读的《斐多》对我而言沉重又难解，以至于在写这篇读后感重翻文本时，我不得不感慨自己并没有读懂它。尽管如此，在本学期与大家一起在热爱、探索《斐多》，深究其智慧的过程中，我仍受益良多。记得上次一起读《克里同》，我印象最深的问题是“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而这次阅读《斐多》，纠缠我最深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不能（主动）自杀”。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不充分的正面回应，常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惴惴不安。在此我借这个总结的机会，试图理解这个尖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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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在自杀前面补充“主动”两个字，是因为苏格拉底之死在何种意义上是“自杀”是值得讨论的。从苏格拉底在申辩上的不服软不退让，到《克里同》里的拒绝逃跑，以及《斐多》中从容服药，苏格拉底几近是自己促成了自己的死刑，也因此被刻贝斯和西姆米阿斯指控为隐蔽的“自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苏格拉底至始至终都在贯彻“爱智慧”的生活方式，将其作为自己在城邦活着的最高志业。正是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执着追求使他被动地被判处死刑。而在申辩前，苏格拉底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积极地活着，与雅典市民进行一场又一场对话。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之死就不能算是一种主动的自杀。在这里我们看到苏格拉底之死的张力和复杂性，无论是自愿赴死还是被迫处死，苏格拉底都没有选择主动了结生命，而正是在这种介于自愿“死”（这里指常识意义上生理性的死亡，关于何为“死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和被迫“死”之间，我们似乎得到探寻“哲人为何不自杀”的某种线索。
苏格拉底第一次提出自杀问题，是在劝诗人欧厄诺斯如果热爱智慧应该跟随自己死亡，但不会“强制自己”，而他对不可自杀问题的正面回应是“不符合神法”（61c-c10）。对于这个说法，苏格拉底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秘密教理的说法（62b5），但对于这个说法，苏格拉底随后出于“说法太大，不容易看透彻”的原因回避了。密教的解释对于我们未免显得过于冰冷残酷——此世是某种囚室，而我们不可自逃。这也让我们不禁留心追问苏格拉底对此避而不谈的真正原因。随后苏格拉底转向了对“不符合神法”第二个较为温和的解释，即我们被诸神守护着，是他们的所有物，因此不能擅自决定自杀，“直到神送来某种必然”，否则可能会遭致诸神的惩罚。这两个神话式的说法都强调了不自杀的被动性和消极性，而刻贝斯的回应似乎可以作为对前面两个解释的补充，即不自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优秀诸神的看管下是可欲的，因而不愿自杀(62d5)。对于“被迫死”的那一面，苏格拉底几经波折而最终被处死确乎可以理解为某种神送来的必然，也因此得以躲避自杀和不合神法的指控。但在苏格拉底“自愿死”的那一面，对苏格拉底爱智慧的生活方式的辩护则尤为必要。然而，后面这一套关于“爱智慧就是练习死亡”，以及“灵魂应在身体中保持洁净，以到更好的神那去”的说法，与神法下的自杀禁令形成某种紧绷的张力。既然哲人这么热望死亡，热望灵魂从污浊的身体中解脱自体自根地触及真实，那哲人为什么不自杀（“主动了结生命”意义上）呢？
Lamentation over the corpse of Socrates,
Vincenzo Camuccini,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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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寻找《斐多》中可能隐藏的间接回应：
（1）自杀不能使身体保持洁净（67a-67b10)。只要我们还活着，且热爱智慧，渴望切近认知，我们就得在“除非绝对必需的与身体结合”（不自杀）下尽可能保持洁净，也因此要过“充分的投入探究”的生活，而自杀意味着没有充分投入探究和保持洁净；
（2）自杀是“所有恶中最大、最极端的那种恶”的一种体现（83b5-83e）。按照苏格拉底的言辞，强烈地经受或快乐或畏惧或痛苦或欲望这种恶且无法理性思考这种恶本身将灵魂牢牢钉在身体上，因此热爱智慧的灵魂要摆脱这种恶，“绝不可抵触解脱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出于摆脱某种痛苦或身体的欺骗而自杀，恰恰是陷入一种强烈的情绪中而无法理性思考其本身，恰恰是最大的恶的体现。这种解释体现了某种悖论，自杀恰恰是将身体和灵魂绑在一起、钉在一起的“活着”，而“不抵触摆脱身体”似乎恰恰要求灵魂在身体中练习死亡保持洁净；
（3）自杀是没骨气的行为（85c5-85d5）。当西姆米阿斯并不彻底信服苏格拉底基于相反相生说、回忆说和相似说证明的灵魂不死，并在苏格拉底的鼓励下提出质疑时，苏格拉底指出，有生之年要认识到真相得用种种方式去盘诘，如果不可能，至少得采纳最好、最难以辩驳的说法。而“谁若没有从方方面面去探究直到精疲力尽就先离开，就简直是没骨气的男子”。这个意义上，主动自杀便是这样一种没骨气的先离开，它既没有致力于搞懂事情的究竟，也没有尽有生之年寻求最牢靠的说法。这些线索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悖论性的答案：热爱智慧的人要远离身体保持洁净，热爱智慧并练习死亡，而这正以活着为前提。因此热望死亡的哲人恰恰不能主动自杀。正是因为渴望死亡（“灵魂与身体分离”意义上），哲人必须活着（灵魂与身体结合）练习死亡，而根据苏格拉底的神话，恰恰只有活着练习死亡保持洁净，才有可能彻底“死亡”，即洁净的灵魂到更好的诸神那里不再回到身体，实现灵魂和身体的彻底分离。
这里也体现出某种分离与混合的一体两面。这两面之间存在的张力让我联想到《斐多》中关于快乐与痛苦（60b-60c5），热爱智慧之乐与民乐（60e5-61b），相加和分离同为二生成的原因（97a-97b），原假设与从高处显得更好的假设（101d-101e）之间相似的矛盾。追求完美的、自体自根的分离似乎以某种不完美的混合为前提，而意识到不完美混合并“保持洁净”正是在追求走向更完美的自体自根。这也在回忆说中得到体现（74d-75b）：只有通过身体不完美的“看或者触摸或别的什么感觉”，并基于这些感觉思索到他们所求又欠缺的另一种性质的某种东西，才能由此回忆起相等本身。在这里苏格拉底的言辞似乎把我们带到了致力于身体与灵魂分离的反面，正是出于分离的愿望，反而要肯定身体与灵魂结合的意义。哲人不自杀的难题也许在这个意义上能被更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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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什么样的死值得死？苏格拉底似乎用他贯彻爱智慧生活方式的一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范本。正如前文提到的身体和灵魂的悖论性关系，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在城邦中生活的混合以及他最后赴死与城邦的分离似乎也体现了这种悖论性关系。哲人在城邦中受到限制，无法直接触摸真实、得到智慧，但也只有通过在城邦中对礼法的挑战和与人交谈中辩证上升，哲人才得以长成，才得以在爱智慧中接近真实。也许正因为如此，贯穿哲人的爱欲之梦终将指引苏格拉底在最后关头回头协助城邦作民乐，维护自己得以成长为哲人的根本前提，即使是不完善。在苏格拉底之死的自愿和被迫的两个维度上，我们看到了哲人与城邦最大的和解，同时也是分离（116c-116e）。城邦以其正义观中最大的罪指控苏格拉底并判其城邦中最大的恶即死亡，既维护了城邦的礼法和信仰，又保留了哲学探索的起点与前提，使哲人得以远离无法理性思考恶本身的“最大的恶”，也给哲人带去了“神的必然”，成全了他脱离城邦的最大热望。正是哲人与城邦的深度结合，最终促成了两者的相互保全和分离。
为什么分离与结合会体现这种不可避免的悖论性逻辑？在苏格拉底借伊索编织的故事中仿佛给出了某种线索（60c-60c5）：神愿意让快乐与痛苦的争战和解（分离）却无法做到时，选择的次好方法是将他们的头捆在一起（混合）。这个意义上，“不符合神法”的自杀禁令，也可以理解为神选择的某种次好方法，将身体和灵魂捆在一起。只要我们活着，就面临着这种神选择的捆绑困境。这个意义上哲人不能主动自杀，也不能颠覆破坏城邦礼法，因为在身体中灵魂终不完善，“我们自己还不够健全”（90e），哲人在城邦中终有“无知”，不能完全得到智慧而只能投身于爱智慧中不断接近而不及。这个意义上最彻底的分离确乎要基于最深的混合，而在不健全的肉身中自杀恰是对完善灵魂的最大否定，这种自杀否定了肉体对灵魂触及真实的干扰，仿佛在肉体中灵魂已经能达到某种完满，能找到那最好的道理和真正的智慧，以至于作出自杀的最终决定，视自杀为完满的实现。这种自杀带来的表面分离正如苏格拉底的神话中所言，恰是最深的混合，是“灵魂沾满身体而去”（83d10），因为自杀消除了练习死亡保持洁净的可能。
也许在这里我们能进一步回头思考《克里同》中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逃的问题。哲学对城邦的僭越既损害了哲学探索的前提，也污染了整全哲学的纯粹和自体自根。通向高的事物也许起点总是低的，不牢靠的，正如苏格拉底的假设法。但认识到局限性本身，承认低的起点的必要性本身也是真理和真实的一部分。否定低的起点如同好辩的人攻击必要的有局限的假设，从而自毁根基、自断前路。当我们找到真正值得的自杀的理由时，我们也会反过来肯定生的意义。真正的不朽和贯穿始终的被名为“灵魂”的类永恒之物在苏格拉底的不逃与赴死身上得到悖论又完满的体现：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生的道理正是他接受死刑离开城邦的道理。哲人不自杀的原因正是哲人自杀的原因。为什么不自杀和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也指向同一个问题。而问题的答案，也许恰恰就蕴含在问题的问题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