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段故事——衣,住,行。
《衣 服饰往事》
人越不懂的部分,兴趣点就越没那么高。在往后的部分,或许是对于背景了解不够,有很多都是一目十行。在《衣 服饰往事》这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正是那最为黑暗和残酷的部分——
缠足
宋神宗晚期,这项源自宫中舞女的恶习,开始在上层家庭中流传开来,继而向外辐射,最终成为无数华夏女子的灾难。
清末流行的喜靴,上绣西瓜与蝴蝶,寓意“瓜瓞(蝶)绵绵”,象征着婚姻美满,多子多孙。它的鞋头尖状,鞋面极短,且呈45度的立角,长度不超过15厘米,而正常成年女子的脚,绝大部分在22-25厘米之间。
所以,如果要穿进这样的鞋,需要在女孩五六岁的时候,折断四根脚趾骨,每日用裹脚布用力缠裹。被这么摧残过身体的人,却又用这种变态美赋予了祝福,这样的象征多么的讽刺。
清末的喜靴
那些裹脚布,缠住了无数女子的一生,将她们拖进深渊
近日去上海,参观东方明珠一楼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里面展出了一些古代女子的鞋,其中就包括小脚鞋。
这样又长又血腥的裹脚布,裹住了无数女子正常的人生,其中也包括我的太奶奶。小的时候,我见到过她的那双脚,惨烈程度不亚于图片所示。那个时候,妈妈给太奶奶买鞋,常常会比划着对店家说,老太太的脚大概这么大。手指无需伸直,轻轻一拃,不过十几公分,感觉便拃过了她破碎又坚韧的一生。妈妈还在叹息中对我说过一句话,说以后能买到这么小的老太太鞋的地方,会越来越少了,因为穿的人也越来越少。我到现在,才在怀念中,透过这句话看到背后历史的变迁,和在其中被旋涡裹挟不断远去的那些身影,以及她们用一双双小小的残废的脚,背负着沉重的男权社会恶趣味,而踏过的脚印。
继续——
《住 安得广厦》
房:中国人自古以来,便对住房有着深入灵魂的执念。老百姓对于家的潜意识定义,就是买房子、盖房子。中国人常说,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
安字的甲骨文,由三个象形的独体组成:外面的半包围结构是房子的侧视图,中间是一个面向东方而双手敛在腹前而端坐的妇女的形象;右下角是“止(脚的象形)”,是古文字里表示行动的符号,以“止”构字,表示从室外走到室内来之意。整个字是一个妇女从室外走进房内坐了下来,表示“安”字指的是“女坐室内”。在一个家庭中,居住之所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可以居住的房屋,无论是“立命”还是“立业”都无法实现。
“安”字甲骨文
“盖上两间房”是普通人对于成家的基本追求,唐代韩愈二十六岁写信哭穷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意思是:我现在最感到难受的,就是穷,没钱租房子,没钱雇仆人,没钱买绵袍,没钱买吃的。我打马出了门,不知道该去哪里。
难受排首位的,是“没钱租房子”,更别提买了。于是和我们一样,韩愈也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奋斗,终于在四十九岁时,在首都长安买了房,确切地说,应该是买了一处还不错的别墅,和普通老百姓比,算是豪宅了。
“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东堂风景很好,“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北堂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此外还有南亭,南亭外面是菜地,“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韩愈把这所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
从古至今,房产也是“穷”和“富”的一大凭据,像我们习惯性感慨谁家在哪里有几套房子一样,古时不少的土豪富豪,也是执着于对房产的追求。把这种追求发挥到极致病态的,就是一些权贵之人。
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们,仗着皇帝宠爱,“竞开第舍,极其壮丽”,比赛盖房子,看谁的高级,一间大厅的花费,动辄超过千万缗。更为变态的是,房子盖好,发现别人家盖的竟然有超过自己的,立刻推倒重建。敢于“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作风更是豪横。一日,她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扔给韦家十亩荒地了事。这韦嗣立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与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被强拉进韦后的外戚团队。想当年,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中宗亲临祝贺,赏赐优厚,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清虚原幽栖谷”。韦皇后倒台之后,韦嗣立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幽栖”不能。此时,韦嗣立已死,韦家全无势力可言,所以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权力的蛮横,权贵的野蛮丑陋,由此可见一斑。
权贵跋扈,最为明显的一个行径,就是强占土地和房产,因为土地象征着势力范围,房产象征着固定资产。房产的占有和攀比,是自古以来涉及地位和财富的最为长久而终极的战斗。
城:挪用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城,住的人多了,也就发展了城。这句话当然是调侃,毕竟城市的形成,不仅仅是人多的原因,更还有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城市与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在一百二十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城市巴黎在13世纪的时候,人口才刚刚达到二十四万;僻处一隅的伦敦12世纪的人口是三万,13世纪达到了四万五千人。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在缝隙处填着稻草。而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富庶华丽得如同天堂。
宋太宗的女婿柴宗庆写过一句俗诗,“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梁园指的是开封,开封以外皆农村,这是柴驸马的自傲。相比开封,同时期的伦敦的确是个村儿。
我对于雾都村儿自然是没太大兴趣了,东京的繁华和城市管理也无意多言,只是那满街的吃食,实在是诱惑力太大——
大的酒店、酒楼又称“正店”,正店七十二家,是开封饮食业的龙头。它们自酿美酒,自行零售兼批发,又卖下酒茶饭,酒器精美,美食、美酒、美器三美合一,更有歌舞助兴,是“侍从文馆士大夫”燕集、游息的上佳去处。正店之下又有食店,供应饭菜,疗饥解饿,食店分为三大流派——分茶店、川饭店和南食店。食店之下,还有小吃店,比如馄饨店;又有饼店,制作、出售各种蒸、烤面食。
除此之外还有摆摊、提篮售卖的各种小吃。诸宅舍宫院之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的。
如此丰盛,不亚于当今小吃一条街,甚至还有“提篮外卖”。读文可知其繁华之景,可感触那人头攒动,烟气升腾,活色生香。向前望千百年,或许我们的前世就在那条街上,一壶好酒一亭沉醉,一曲相思一树月影。又或者是,一篮果子一夜叫卖,一文铜钱一杯淡茶。
与喧嚣繁华的一面相比,城市必然有着明亮背后的另外一面。比如:
下水道。
生活污水的淤积,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脏乱差,更是导致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一个城市的下水沟渠问题,虽然无法作为政绩摆上官场台面,但却关系一城百姓的生活质量甚至是健康情况。
端平二年(1235年)前后,吉州(今江西吉安)林姓长官最重视下水沟渠问题,每年都派人疏通沟渠,所以“疏通浚导之后,民无疫者数年。”然而后面的继任者,在此事上的决心和实施程度,都不如林长官,再往后,甚至不再疏通下水道,所以导致“沟渠不通,处处秽恶,家家湿润,人之血气,触此则壅,气不行,病于是乎生。今通逵之路,犹无洁净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趋。则安得不病?”
由此可以想象,城市之纷杂,不是二维的情景画。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城中百姓的生活质量体现在方方面面。那些“偏街曲巷”中,“掩鼻疾趋”的居民,和今天路过垃圾的行人反应相同。然而污秽不会因为被人嫌弃而消失,城市的发展中,总要遇到这些问题,也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
终结之章——
《行 天下熙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最早出自先秦的《六韬引谚》中,后在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出现并流传。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比拟的,只要是一条路,必定会有着无数的人,主动或者被动,轻快或者沉重,一步步前行。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在历史上,宦游是“在路上”的一大现象,因为求官或者做官而行路匆匆,带着悲欢离合告别故乡,踏上前途未卜的道路。能看得到壮阔河山,也能感受得到人生酸甜苦辣。
在古代靠人力畜力,行路的速度远远低于今日,所以古人对距离所造成的疏离感伤比今人敏感得多。现在从北京到杭州近1300千米,高铁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如果按照唐宋时期官方规定的行路速度,步行或骑马,一天走五十里,需要五十二天才能到达。所以,
“从前慢”,是真的慢;“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真的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是真的远隔。所以,
有: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唐·孟浩然)
有:念君客游多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魏晋·曹丕)
有: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唐·韦庄《章台夜思》)
有太多的离乡的伤愁,有太多“此生难以相见”的哀怨。那样的慢,在宦游人眼里,不仅仅有长河落日圆的豪迈,更还是古道西风瘦马的凄婉。
自隋朝起,隋炀帝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自此之后,宦游人的旅途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是单身上任,如今可携家带口。
1973 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一件申请过所的文书,领衔申请的这位女士,是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腾薛十五娘,她只有十八岁,被唐循忠的两个侄子护送着要从安息四镇的首府龟兹去往福州,随身带着三个奴、三个婢、一个作人、八匹马、五头驴。这一段漫漫旅程长达 11696 里。
薛姑娘的旅行证注明,她可能经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金城关(今甘肃兰州市北黄河渡口)、乌兰关(今甘肃靖远县西南)、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陇山下)、潼关(今陕西潼关)、蒲津关(今陕西大荔县东)等关津。这趟旅行需要从西北到东南,从茫茫戈壁到大海之滨,从秋天到夏天,时间最少要八九个月。对于习惯了飞机旅行,又被高铁速度“惯坏”了的今天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真是走着走着就老了。更何况,前路茫茫,吉凶难料。
正因为有这种消耗人生岁月的旅途,北宋王定国谪居广西,歌女宇文柔奴不离左右,数年之后,又随定国返京,引得苏轼深受感动,为之作《定风波》——“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万里归来颜愈少”是苏轼的赞叹,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是柔奴的境界。
这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只是听来温暖浪漫,情意绵绵,其实在宦游路上,需要面对的,更多的是艰辛与危险。司马光于 1055 年底从山东取道河北,翻越太行山到并州(今太原)上任,带着张夫人和独生子随行。风雪交加,小孩子冻得直哭,做母亲的却束手无策。干粮没带足,仆人们一直在喊饿,瘦马也吃不饱肚子,石板路滑,马失前蹄,吓得人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而这冷汗在人身上都冻成了冰。这样的旅程,当不在少数。家属的随行让宦游不再孤单,但也带来更多的变数,比如旅途中的疾病和死亡。
传统时期医疗水平差,疾病与死亡往往联袂登场,那些陪伴父母宦游的儿童通常是最先被击倒的对象。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谏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正月十四日得诏,即日上路,第四个女儿女絮(na二声)当时只有十二岁,正卧病在床,只能看着父亲离开。韩愈离开之后,其政敌又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为由,逼迫韩夫人卢氏离京。滴水成冰的正月天气,孩子被抱上牛车,病弱的身体实在是忍受不了饥寒和惊吓,走到商州南边的层峰驿,女挐便离世了,被草草地埋于荒山路野。为人父母,人间最痛不欲生的事莫过于此。
行路难,在古时简陋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远行,都是被动的选择。那无数在烟尘中南来北往的摇晃陋车、蹒跚步履,是一束束中华文明的土地上飘荡的丝缕游魂,望之仿佛无形,却因数量太过于庞大,在漫长与苍茫中,交织出一条散发着微微荧光的无垠长毯,自亘古而来,向天荒地老而去,延绵不断,吟唱着人间悲欢,编织着文明跌宕。
此章所谓终结,是我这篇读后感的终结,并不是这本书的终结。在这部分之后,还有两部分内容《传统时期的女子》《传统时期的男子》。
众生茫茫,读来实在是感慨颇多,心仿佛略过万千山河,却被奔流冲乱了思绪,淹没在历史浩浩荡荡的辉煌与悲情中,胸中有万言,笔下无一字。所以,就仅让“衣食住行”作为四根梁柱,构建起亿万个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片土地中的生命所经历的“日常”,将那些沧海一粟放大再放大,细致再细致,细到我仿佛看到他们蒸煮食粮,缝补衣裳,床头小憩,步履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