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损害一个人,就要做的彻底,不遗后患这样才不用担心给他留下任何有可能复仇的机会。”
“人们绝不应当为了避免战争而犯下大错,因为战争不是这样就可以避免的,一味拖延只会将自己置于不利之地。”
“谁助别人强大,谁就是自取灭亡。”
“如果有谁相信一个大人物会因为得到新恩惠而忘记旧仇恨,那真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人们忘记自己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损失还要快。”
“对于被指责的事情,君主应当委托他人代理;而那些光彩的事情,则要亲手去做。”
“善行和恶行一样会招来憎恨。”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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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一本十分“清醒”的书
上面这些话均出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马基雅维利是中世纪末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第一个明显地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为政治学和法学开辟了走向独立学科的道路。
马基雅维利,1494年参加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萨沃纳罗拉领导的反美第奇家族的起义。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成立了佛罗伦萨共和国。
1498年起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掌管军事外交的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罗伦萨防务,并出使意大利各国和法、德等国。在此期间的内政、军事和外交经验,使得马基雅维利更加清楚意大利的具体国情,为他写出《君主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形形色色的见闻也使得马基雅维利形成了更加务实的政治思想。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支持下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重新执政。1513年美第奇家族复辟,马基雅维利遭逮捕和监禁,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被释放。恢复自由后,长期隐居庄园,著书立说。为了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他写出对世界政治史影响至深的著作《君主论》,不过此书甚至没有被呈交给美第奇家族。
《君主论》分为五个部分,一共26章。但是每一张都很简洁,中文版全书只有161页,语言通俗、思路清晰、论证有力、论点具体、建议明确。整本书所表现的思想属于开明君主制。不过从马基雅维利灵活的政治主张和职业生涯来看,他对于国家制度持一种“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态度,他对于共和制度的解析从他的另一本著作《李维史论》(也译作《论李维》)可以看出,不过这并非本文重点,不做赘述。
马基雅维利先对君主国以建立方式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武力或运气获得的新君主国、以不道德手段获得君权的新君主国、市民的君主国以及教会君主国。逐一分析各君主国不同的国情、主要矛盾和解决措施。这里体现了马基雅维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和抓住主要矛盾的智慧。重点强调君主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国家,务实灵活地运用道德和引导人民但不能被其限制,注意力量制约。
进而,马基雅维利针对君主国的共同点,重点论述了君主应该如何对待军事、道德和权威。他主张军队应是自己的力量,不能是雇佣军或外国援军,混合军队也是不可取的。在战争中除非形势所迫,不能让强者更强。战争过程中,立场要鲜明,不能动摇或者中立,否则只会两头堵。道德方面,要学会说一套做一套,说的要光鲜亮丽,做的要符合本质利益和实力较量。在树立权威方面,君主必须有强有力的自主意识,分辨忠奸、洞悉实质和看清时势的能力。
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马基雅维利强调要让人民敬畏而不能激怒人民。好处多给贵族,因为贵族话语权更加强大,对于王权的威胁更深,一定的优越性也可以使得人民处于敬畏而不敢造反。但是不能让人民愤怒,人民对于政权稳定有很大作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贵族。而且让人民不造反很容易,只要不过度剥削人民,不侵犯他们的妻女,再加以小恩小惠就可以了。对于臣子,君主要任人唯贤、开明包容。但是这仅限于臣子在回答君主的问题时,换句话说,君主对于国家政权和大政方针必须掌握主动性,而臣子只是在具体措施上提建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意识到了人民的作用,但是更多是工具性的,本质上还是服务于君主的,只有君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如作者在第二十三章结尾所说:“忠言良语无论来自何处,皆因君主睿智而生;而睿智君主绝非由臣仆忠言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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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异化理论的回顾
之前我已经写过两篇有关于“异化”的文章,大家可以在“拙见”中找到这两篇文章。不过,由于思想不够成熟,且当时的心境有些混乱,没有写出最理想的样子。在此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在第一篇中,我论述了“人”诞生于平等和共情,失去了这两样,人就不是“人”,而是一个“工具”。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我们评价他人和自身时,更强调效用而非其本身的特质。并以此论资排辈,区别对待。
第二篇是对于“爱的异化”的论述。首先,我论述了真正的爱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自保、好奇和联系。然后我描述了被异化的爱——将爱作为一种私有物,量化,并依据此形成高低贵贱,进而出现了“爱得越认真越卑贱”现象。就这样,社会越来越缺少爱,越来越变得空虚和孤独,在微观上促成了人的异化。
而这篇文章,我将结合《君主论》,谈一谈异化之后的种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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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之后
从《君主论》出发
从前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采取了即为务实的态度对待道德和人民。他对于国家中除了君主以外的人事物,一律从三个方面分析——条件、效用、实力。
条件即该角色的特征,君主的不同行为会造成怎样不同的结果,以及满足这些条件的难易程度。效用即君主满足了该角色的条件会得到什么好处。实力即君主如果不满足该角色的条件会有什么后果。
以对待人民的态度为例,条件就是君主对人民的好坏程度会导致人民作出爱戴、敬畏和愤怒的反应。其中敬畏是最好的结果,君主要实现这一条件,一方面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不能侵犯人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和妻女同时施以小恩惠。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个条件是容易实现的。效用是“敬畏”可以使人民忠于君主。因为,见利忘义是人性的一种,“爱戴”虽好但是更多取决于人民的自主意识,很不稳定。而愤怒肯定会削弱君权、破坏社会稳定,外部势力也会见缝插针,最后君主就会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实力则是人民只要不被激怒,就很难对王权产生威胁,反倒是贵族更加危险,所以在不激怒人民的前提下,可以尽力讨好贵族。
在对于君主的评价中,马基雅维利则强调结果论和实力论。只要君主有足够强大的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且不作死,他就能维持统治;只要君主措施的结果使多数人受益,过程“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君主,还是其他人,都是“工具化”的。这是一种人的异化,但是这种异化的存在却有着及其顽强的生命力,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因为它“符合时代精神”。在异化的世界中,人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就算历朝历代有不少追随者和崇拜者,但多数恐怕是“叶公好龙”。
犬儒主义
根据百度百科,早期的犬儒主义可以视为用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摒弃外在的物质和世俗的评判,追寻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其名称就在来源于早期犬儒主义者过于艰苦就像丧家之犬的生活方式。
而后期的犬儒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普遍怀疑”,即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小人,一种是伪君子。并且后期犬儒主义者以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自己的优越性。在方法论上,后期犬儒主义者则随波逐流,不像早期犬儒主义那般采取苦行僧的方式摒弃外在,反而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不刻意追求什么。那些刻意追求什么的人,在后期犬儒主义者看来,要么是伪君子,要么是没有看穿世界的虚伪的幼稚者,低自己一等。
在杭州时,我也和胡圣、刘姥姥交流过犬儒主义。胡圣认为,犬儒主义者就是意识到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包括自己就是一条狗,并以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一条狗而优越于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条狗或者意识到了自己是一条狗却幻想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人的人。在方法论上,不追求所谓的“道德”“理想”,更多以自己的私欲行事,对于潜规则采用默认的态度。
我们在交流中,也意识到,犬儒主义其实还是有一套道德标准,一方面,因为犬儒主义者大多是从理想主义发展到早期犬儒主义,再发展到后期犬儒主义。对于理想仍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存在需要一定的道德共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犬儒主义者一般都是执行的。他们对于社会的批判也符合多数人对于社会的批判。他们对于虚伪的揭示却又默认潜规则,嘲讽理想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不得不向社会灰色地带低头的不甘的因素。但是这种不甘似乎就是一种认输,似乎证明了自己很傻很天真。所以出于自保和自我价值认同,犬儒主义就以这样一种既讨厌世俗又默认世俗,既怀有理想又嘲讽理想,既用工具性评价他人和自己又不想被别人用工具性评价的纠结的状态,在社会上挣扎。
我认为,犬儒主义其实是人的异化的一种中间状态。
厚黑学与“爹味”
《厚黑学》为民国年间李宗吾所作,他在厚黑学一书中,阐述脸皮要厚而无形、心要黑而无色,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
“厚黑学”一词逐渐成为了看透社会、提高情商、步步为营的代名词。经常去书店的朋友都知道,书店里很多以厚黑学为卖点的畅销书。就连以年轻人为主的B站也有许多“跟着《红楼梦》学说话的艺术”之类的视频,弹幕和评论中,常常可以看到诸如“当年我不屑一顾,如今我字字斟酌。”的话。
之所以把它和“爹味”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话也经常出现在家长对孩子,领导对下属,尤其是对即将或刚刚步入社会的人的“忠告”之中。在我看来厚黑学和“爹味”是人的异化在微观层面的最终形态。
尽管年轻人对于这些言论有所反感,但很快就会被社会驯化,甚至成为这些学说的“拥趸”。学生虽然讨厌分数决定论,但是没有学生不希望自己的分数高,并且会因分数高产生一种潜在的优越感。人虽然讨厌自己成为一个工具,但是又不得不通过考证、情商,成为一个畅销的商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干脆就将其视作正确的,并开始向下一代传输。
因为我们生存在这样的结构中,在我们没有勇气死亡的时候(关于死亡的论述欢迎阅读“赏析”中的“论死亡教育——《死亡与国王的侍从》有感”一文)只有适应它才能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很难评价犬儒主义、厚黑学,以至于人的异化到底正不正确,我们只能能主观地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它们让我很不适。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向结构低头承认它们的正确性。
可是即使我们向结构低头,我们不断地让自己成为一个适应结构的人,我们又在幻想着理想。一方面它似乎生来就伴随着我们,我们历经艰险也是为了能够更自由的追求理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理想,我们反倒不会为结构所困,因为我们无所求,自然也不需要从结构中获取什么,不想从结构中获取什么,自然结构也就难以约束到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向结构低头。但是,事实证明,我们都有所求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所求是会互相影响的(这一点以后有时间再细说),只不过有的被称作理想罢了,而且“所不求”也是一种“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