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读书笔记
这是一本能让我一口气读完了的书，这是一本读完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万分的书，这是一本让读了无法不写点什么的好书。好在哪？好在在这样一个贪恋物质、崇尚技器、追求名利、标榜成功的时代，还有人以个体写作的方式向世人讲述那个年代的苦难历程，敢于在这种讲述中寻道、守道与殉道，并发出“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的源于良知的质疑和出于责任的呐喊！
我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徐晓（作者）这个人，但平时也喜欢读点文学作品；我虽然不是城里出生和长大，但我多少知道作者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作者那么的苦难和际遇过那么多“名人”，但我对那个荒诞年代的悲剧有种天然的悲悯。
好久不曾被这个话题触动，但认真读完这些文字，“好了伤疤”之后的疼也许会更加彻心彻骨，以至于在我在读研究生群里还推荐了这本书，希望他们能间接地了解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希望他们多读点冷静解剖人性和历史的尖刻文字，彼此之间多些“同感”。因为我肤浅而固执的想法是：没有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根本就学不好哲学，特别是伦理学。
《半生为人》这样一种散文体的历史记述，避免了人们对本书的小说体虚构的误解，保持了残酷的真实性但又绝非属于“揭露”与“痛诉”之类。“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高尔泰语），就如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听作者平静地讲述着自己青春的过往，过往中的种种相遇、相知与相随，以及近乎绝境中一次次的生离死别。爱情、友情、亲情、工作、事业、理想；天真、委屈、无奈、反思、热望、悲痛……无数实事、体验、情境、画面、声音交织在一起，终成一曲殉道者的悲歌，抑或是低吟、是清唱，抑或是“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高尔泰语）作者及其那个思想群体是一批殉道者，只不过作者作为幸存者（或许还是幸运者）能够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首悲壮的歌，大胆唱出来，本身就是殉道者的气概，因为作者时刻在提醒自己：“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与宁静？”
殉道者往往是从寻道开始，而最初、最有意义的寻道是对现存教条的怀疑与弃舍，直到完全叛逆，而这种叛逆的深层次原因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我欣赏作者把书的副标题取名为“一代叛逆者的心灵史”。这是何等的贴切，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自命为“叛逆者”意味着什么。作者和她的朋友们，诸如;赵一凡、周郿英、北岛、芒克、史铁生、鄂复明、李南、还有那些山西朋友，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要么是“大院”里长大的，要么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他们都渴望知识、探求真理。他们都看相同的“禁书”和各种“手抄本”，有着大体相同的遭遇（如过坐牢，或者下过乡），进而追求共同的生命意义。“你只要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
诚如高尔泰在二版序言中所说认为的，叛逆就是对意义的追寻，“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些人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构成那个时代的“上道”，他们都是读着《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抱有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但生活的磨难让他们如梦初醒，他们开始新的阅读，读《牛虻》《约翰﹒克里斯托夫》《红与黑》《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寻找新启蒙，寻求新思想；他们开始私下交流思想，关心时局，关心国家命运，甚至开始办自己的刊物（如《今天》）。一些人因此而身陷囹圄，许多人因此而受到牵连。
这种寻道的历程是痛苦的，甚至今天的年轻人都无法理解。所以作者感叹：这“是一部部血泪浇铸而成的家庭史，是少男少女们踏着自己的童贞写成的心灵史。”“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所了解和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便他们仍然可以阅读我们读过的书，仍然可以像我们当年那样彻夜畅想，但是他们思维和感受的方式已经不同了。”但作者坚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可今天的人们，还有多少可以为了国家命运而寻道，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真的是无法预估的。
作者因参与“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而坐牢两年是本书的主要“触点”，而她丈夫赵一凡的早逝是她的“痛点”。这种触点与痛点交织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无以名状的敏感之痛。这不是个人的哭泣，而是一个时代的悲歌。作者并没有因为自己坐牢而心存怨恨，平反之后非常平静。“平反时我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个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虽然两年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没有思想准备的女孩子来说，的确不那么容易对付，但已经挨过来了，我不耿耿于怀，也不心有余悸，更不感激涕零。”相反，她特别感激赵一凡对她的影响。“我在证明了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绝对影响之后，又无可奈何地证明着每一个的绝对选择”。这种绝对选择就是对真理的追求。特别是赵一凡死后，作者更加成熟了，并且不断有新的思想发现。“在我的思绪流连在对一凡的回忆而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真理是金，或许要靠几代人的牺牲才能呈现出耀眼的光芒；而信仰-信念-理想，也许还有宗教，则是盐，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作为一种非理性存在，人有点信仰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信仰，这种坚持是对真理的信仰与坚守。没有建立在真理基础之上的所谓信仰往往是不牢固的，甚至是骗人的，只能产生愚昧与盲从。有信仰不一定就是掌握了真理，只有先找到了真理，才能说是真正有信仰。这种“金”与“盐”的区别，实质上是对人精神品质的高下之分。尽管我们习惯于大谈信仰而少言真理，但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真理在握，但愿每个人信仰在心”。追求和坚持真理是一种高层次要求，特别是读书人应该如此，作者及其群体做到了，尽管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寻求真理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苏格拉底、布鲁诺、屈原、夏明翰、张志新等概莫能外。声称自己有信仰可能是一种卑微、可怜的自保，而公开捍卫真理就是一种生命的悲壮。
不惜生命坚持真理，是殉道者的生活逻辑，其内在的精神保障是忠于内心，真诚是殉道者的高贵品格，因为“价值只对心灵而存在”。在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之后，人们开始由盲从“假、大、空”的教条转向忠于自己的内心，忠诚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是心灵自我净化的开始，是那一代人“心灵史”的重大转型。作者回忆在丈夫等待了五个月的手术前一天突然失踪一个上午的原因时，有这样一段描述：“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儿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儿事。但眼睛不肯看着你。你是如此敏感的人，一定能知道我并不想说；你又是如此磊落的人，一定不会对我的不解释胡思乱想。”“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的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都敬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我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你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作者感到自己是在犯罪，犯的是“自我亵渎”罪。
这种忠诚不仅仅是于自己的亲人，更是朋友。作者在《幸存者的不幸》一篇中记述了一个叫“郭海”的人。郭海是家庭背景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他甚至娶了十分仗义的朋友“马百管”的遗孀，扶养他的两孩子。当时许多人认为郭海是以同情殉爱情，“但是，当怀着一种恨不得用自己生命使死者起死回生的情感，当面对两个孩子时，郭海根本是顾不了许多的。”因为“我们曾经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汇合，命运又使我们沿着这个交叉点向不同方向伸延。有的为了理想而接受现实并最终标致背离理想；有的放弃理想又不能接受现实；还有的以清醒的理性将理想深埋在心底。而郭海则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如果整个中国平庸到只剩下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人一定是郭海！这个人只能是郭海”。如此高的评价只能是源自生死与共的忠诚友谊。书中提到的关于朋友间交往的那些故事，已经超出了“感人”的界域，成了无法复制的“道德生活史”。也许正是因为无数个体间的忠诚，才保住了我们国家这个特殊的伦理共同体今天还有谈论伦理道德的资格。
《半生为人》最可贵之处在于，没有把自己及其那个群体的不幸一味地给推他人、推给社会，甚至成为“怨士”，而是深刻地反省“当年有几个人不曾参与那场反文明的浩劫，如今又有几个人可以说自己是清白之人坦然之人呢？”这是一个殉道者的清醒，也是悲歌者的担当。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最少要证明你曾经呼吁过、呐喊过。或许真的“每个人的心灵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如同耶稣基督，承受人间所有的荣辱，再把所有荣辱投向人间”。或许这真的是人类的悲哀所在，但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和时代责任的担当是逃不过的。“我们尽管看透了这一切不过是无用的精神游戏，我们还是不厌其烦地花样翻新、重复着同一个游戏，并且把这看成是人之为人的最后证明，”这种悲剧性的不断殉道也许正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但愿我没有误解《半生为人》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