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曾产生了很多的爱国志士,这本小说就是拿那些志士的故事做题材的。作者通过小说的主角“牛虻”这个形象,把当时那些志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深刻地表现了出来,使这部作品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其中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可说是这部小说最优秀也最动人的篇幅。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以及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曾使很多青年受到教育和鼓励。
《爱尔兰时报》书评
作家伊塞尔·莉莲·布尔,出生于科克(爱尔兰城市),凭借小说《牛虻》在年轻的苏联取得了巨大成功,她于1960年在纽约去世。再过了6年,才被“老狐狸精”(原文是RM Fox,不知道是什么梗)想起。——乔·乔伊斯
爱尔兰作家对英国文学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有一位爱尔兰小说家——E.L.伏尼契——几乎被遗忘,甚至从未被公认为爱尔兰作家。然而,在《纽约时报书评》(1957年5月31日)的一篇评论告诉读者,她的第一部小说《牛虻》,自1897年在“海涅曼”出版以来,销量已达25万册[1]。
哈维·布雷特(纽约时报书评人)说,苏联将E.L.伏尼契描述为“当今美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他补充说,她的书正在中、俄等国前所未有的流行。当我第一次看到“E.L.伏尼契”这个名字时,我想这位作家一定是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实际上,这个名字隐藏了埃塞尔·莉莲·布尔的特征,伏尼契是英国女王大学首席数学教授、也是布尔逻辑数学的发明者——科克教授的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布尔小姐出生在那里,后来嫁给了波兰的伏尼契伯爵,并写下了《牛虻》。她在祖国爱尔兰唯一得到的文学认可是:这本书在出版大约50年后被列入禁止出版的名单。
《牛虻》是一部以意大利青年党运动为背景的小说。主角被人称为“牛虻”,他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最后被执行死刑。伏尼契以黄皮书时期(即“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黄皮书》是当时的代表性进步文学杂志)坚定的忧郁,写下了青春的辛酸。这本书很成功,三个月后再版。然后它出现在一个红色背景的尼尔森七便士系列丛书中。她的下一本书《中断的友谊》中的塑造同样的人物,但却带着更深一层的凄凉。然后她写了《苦爱》(《要塞钟声》),一个波兰民族斗争的故事,一个苦难、沮丧和失败的故事(这么评价好像不太妥)。在随后出版的《杰克·雷蒙德》中,她描写了一个音乐天才,毁掉了一个女孩的生活,这个女孩是他最好朋友的妹妹(这不是故事主线啊)。在所有这些书中,主人公都没有获得过成功的机遇。她在书中强烈的情感风格触动着读者。她是最悲伤的90年代同性恋作家之一。
与她自己悲痛欲绝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编译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幽默》的巨著(收录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这本书属于俄国革命前的时代。在《牛虻》出版之后大约50年,当她住在纽约时,她的最后一本书《牛虻世家》在美国出版,令人失望的是,她那种早期的写作风格,已变得僵硬和过时,因此这本书很少受到注意。
按照弗洛伊德所说,“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的,男孩会对母亲产生很深的依恋,进而形成一种“弑父娶母”的倾向,女孩则正好相反,称为“埃勒克特拉情结”。那么在亚瑟的身上,则刚好产生了一种性别倒错的情形,他对于父亲的感情,更像“埃勒克特拉情结”。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在整篇小说中,“母亲”这一形象是缺失的,开篇便是亚瑟和蒙太尼里共同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交待了亚瑟的家庭背景:母亲已经去世,他同父亲和继母一家住在一起。而这里的“父亲”,虽然同他一起生活过十几年,却似乎是个消隐的人物,文中对他没有什么描写,也并未看出他对亚瑟产生过任何的影响。因为他并不是亚瑟真正的父亲,而亚瑟一开始更加认可和崇拜的父亲形象,是蒙太尼里神父。对他来说,神父“是一部百科全书”,连他暗恋的少女琼玛也说“他们彼此竭诚相爱,就如同一对情人,绝不止是师生的情感。亚瑟对于蒙太尼里是差不多连他脚踏过的地面也要崇拜的。”
一旦发现神父原来一直欺骗自己,正直纯洁的外表其实也是披着虚伪的外衣时,原本在他眼中无比高大神圣的形象便轰然倒塌。但神父居然真的是自己的生父这个事实,却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神父的爱。这种爱甚至比以前更为深刻了,如果说以前他对神父的爱是近乎于崇拜的。那么现在的这种爱,则是在父亲的形象得到确认之后更为深沉也更为纯粹的爱。这是一个信仰坍塌的过程,也是每个人在成长期都会经历的对父亲形象重新认知的过程。在儿童的眼里,父亲是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男孩会很自然地把父亲作为自己的楷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渐发现自己的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许多孩子会因此产生失望心理,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爱也会日趋成熟。
传统的阶级论批评认为这一过程说明亚瑟在被蒙太尼里欺骗之后,经过长期的斗争仍未认清蒙太尼里反动的阶级本质,是一种“毫无变化与发展的性格”,也即是人物的弱点。但若是仔细分析亚瑟的一系列行为,这表面的“毫无变化与发展”之后,却正是隐藏着最激烈的内心交战。
最初,在他被伪善的教士卡尔狄出卖,进而被信任自己的同志和爱人误解之后,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本已让他无比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愿望。紧接着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他得知了自己居然是母亲和蒙太尼里偷情的产物,他的神父原来一直都欺骗了他。这时他的反应却反常得可怕:“他就只是笑,笑,无止境的笑。”这样支离破碎的笑容,反映出比之前被出卖、被战友误解更大的打击。但在这内心几近崩溃的时刻,他却反而没有自杀,而是最终选择了逃遁,并费心营造自杀的假象。他临走时的举动也耐人寻味:
“他拿过一张纸,把他心里首先想到的几句话写在上面‘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
最终,神父还是放弃了他。他的最后一次努力也还是失败了。已经不再有什么会让他更伤心,也不再有什么可让他畏惧的。因此,他才会给琼玛留下一封没有忧伤的信,才能在刑场上表现的那么无谓。天知道,那样云淡风轻的外表下,是一颗怎样绝望的心!
亚瑟死时不过三十多岁,他大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而他对爱的渴望却从未被磨灭,他的肉体被压在尘世的泥土里,精神却仍无比纯洁。但是,他所渴望的爱却注定不能实现,因此这段青春才愈发残酷。剥开《牛虻》的革命小说外壳,隐藏其中的其实是一个家庭悲剧。这个悲剧的悲剧性不在于其成员个人,而是因为他们都坐在时代的船上。他们看不见前方,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无法拥抱,只好将自己层层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