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爱了》读书笔记
[法]伊娃·易洛斯
副标题: 更多自由卻更少承諾，社會學家的消極關係報告
原作名: The End of Love: A Sociology of Negative Relations
◆ 推荐序 爱情困「镜」
>> 我不问世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只问爱、嫉妒、童年、老年的问题。…… /这是将灾难驱赶到平凡框架中 /并尝试讲个故事的唯一办法。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tch） 《二手时代》（Secondhand-Time）
◆ 第一章 爱的终结——消极选择的社会学
>> 性自由使性和情感契约的实质、框架和目标彻底变得难以掌握，大家都可各自表述，但也不断受人争议，在在使得「契约」这个隐喻变得十分晦涩，以至无法清楚说明被我称为「当代关系消极结构」（the negative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relationships）的东西，亦即行为者不知如何根据可预知的、稳定的社会脚本来定义、评估或经营自己所建立的关系。性自由和情感自由使大家定义关系条件的可能性转变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开放问题。如今，支配性关系或浪漫爱情关系形成的东西不再是契约逻辑，而是普遍的、长期的以及结构性的不确定性。
>> 目前异性恋的形式是建立在性别差异之上的，而性别差异往往起到性别不平等的作用。异性恋会反过来在情感系统中组织这些不平等现象，而这一系统会将男女关系成功或失败的重担压在当事人（主要是女性）的心理上。自由会使情感上的不平等无法被察觉，从而无法被解决。
>> 当今我们超连结的现代性似乎以准代理（quasi-proxy）或者消极纽带的形成为特征：一夜情、无缝约炮（zipless fuck）、搞三捻四、逢场作戏、炮友（friends with benefits）、随意性爱（casual sex）、网路性爱，这些是露水鸳鸯的同义词，没有或很少涉及自我，通常没有情感牵绊，也包含了一种为享乐而享乐的人生观，而性行为即是其主要且唯一的目标。
◆ 第二章 前现代的婚前求爱、社会确定性与消极关系的兴起
>> 程序的确定性（procedural certainty）涉及一套规则，根据此套规则，人与人之间可以表现意图并且促进互动。「规则」（rules）与「规范」（norms）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属于事情能够据以完成的一套先后顺序，此外，前者也还与实现互动的能力有关。例如，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十九世纪常见的「拜望」（calling）行为习惯上会遵循这样的礼仪：求婚者必须向女方父母表达追求其女儿的愿望，以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并且随后获得接纳。
>> 爱情宣告通常立即伴随着求婚的提议，而这提议是她必须接受或是拒绝的。上文所描述的各种确定感形式，都源自于求爱行为的社会学关键特征，即该行为具有仪式结构。仪式与认知（cognitions）或者表征（representations）无关。仪式相反地创造出一个动态的能量场，透过执行共同的规则、共同参与一个象征性的现实，行为者就被联结在一起了。仪式如同规范一样，都定义了情感的强度、界限和对象。正如涂尔干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仪式降低了不确定性以及模棱两可。社会现实总有失序的风险，总有让混乱和不可预测性渗入我们意识的危险。仪式正是消弭混乱这种威胁的工具。诚如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在评论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关于仪式的巨着时所点出的那样：仪式「为其所传达的讯息带来了清晰性、确定性、可信赖性与正统性」。仪式中那些可预测的、共享的规则，能增强与加深人的情感、降低自我意识、提升相信现实情况的能力，进而将人聚集在一起。由于仪式是一种结构化的行为，所以它能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与自己互动的对象上，而不是转移到内在的自我上。
>> 性解放的过程中，性的四个转变（其一，被消费市场和网际网路技术复原的性身体内在性；其二，基于性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经验类别；其三，异性恋的性邂逅分岔为不同的可能途径；其四，符合「合意」之程序伦理的转变）为异性恋关系的建立开辟了新的领域。上述的所有转变，使市场的价值、语汇和语法对于性发挥了高度的渗透性，使性成为自我肯定以及男女相互较量的场域。
◆ 第三章 令人困惑的性
>> 随意性爱的行为并非静态的形式，它会与时具变，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交形式，而且还有不少的同义词，例如「钓人」、「苟合」、「约炮」之类。在法语中，它被称为「plan cul」（一夜情，直译为「屄方案」），摆明是男性对于随意性爱行为存在的明显偏见。
>> 作为一种社交形式，随意性爱行为的象征策略即是将性伴侣「去特定化」（从后面接近某人便可以不看到其脸部，从而将对象去特定化）。另一方面，名字既可以识别一个人，又可以将其特定化。就随意性爱的纯粹形式而言，从事该种性爱的人必须彼此保持陌生。从这层意义上说，随意性爱模仿了消费领域中互动的匿名性和短暂性，并融合了两个相对立的特征：一方面是距离和陌生（就像在其它不知道当事对象名字情况下的互动一样），另一方面却是亲昵关系（亲昵关系的文化标志包括：裸露自己、分享自己的卧室或床铺，共享性的欢愉）。它让身体与自我脱钩，因为它将身体视为独立自主的快乐泉源，亦即纯粹的物质性。最后，随意性爱严格要求性伴侣对于未来不抱任何期望。随意性爱理直气壮地使互动具有短暂存在、享乐至上、自我参照、其行为即是其目的等特征。结果，就像其它所有的匿名关系一样，随意性爱行为也具有一项关键的标记：它削弱了平等互惠的原则。
>> 随意性爱令人迷醉，因为它肯定了主体的自由，并源源不断、稳定地供应欲求的对象，但是它却抹除了相互关怀、依恋以及形成纽带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互动的乐趣之一，可能在于当事人不必将自我牵连进去，也不需要相互关怀。
>> 根据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说法，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互动都是在某个框架内进行组织的，而这框架可被视为一种认知的、感性的以及社交的过程，让行为者可以从中获得互动的线索、模式或典范，从而将该互动进行归类，并在其中为自己定出方向。
◆ 第四章 视觉资本主义与本体论不确定性的兴起
>> 对于马克·雷格内鲁斯（Mark Regnerus）而言，免费的性是以下三项独特的技术所成就的结果：「其一，避孕药的广泛使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心态，即性生活的目的本就不在受孕；其二，大量生产的高品质色情影片；其三，线上约会／红娘服务的出现与发展。」他委婉地将这三项技术形容为「抑价因素」，亦即降低约会与性爱成本、贬抑女人价值（最后这项是我们假定的，作者本人并未这么说）的因素。然而，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件事：男人也会珍视许多自己不须付费的活动（例如上教堂、参加义工活动、去海滩散步等等），因此等于无法解释为何一旦不再需要为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女性本身）付费时，性就变得完全没有价值或者价值甚低。
>> 在女权主义的批判理论中，「物化」（objectification）与「性化」的概念经常被用来解释女性价值的贬低。正如琳达·斯摩拉克（Linda Smolak）和莎拉·穆尔南（Sarah Murnen）所言：性化作用发挥普遍的影响力，它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令性感的人获得回报。此外，不遵守性感规范的人则会受到惩罚，或至少机会减少了。
这个定义忽略了一个事实：物化能提供愉悦、赋权以及主体的感受，因为它使女性得以从自己的身体中产生经济和象征的价值。
>> 「物化」一词具有多重涵义。物化某人，意味着根据我的凝视和认可来定义其价值，使其成为我权力和控制力所作用的标的。如果说性化让一方具有定义另一方价值的能力，那么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关系中，性化的客体实际上处于劣势。
>> 性化有助于女性发展出这种信念：性感的外表很重要，不仅只为吸引男人，而且保证能在生活各方面取得成功。这种信念是将性凝视内化的关键，亦即自我物化。
>> 将性器官的照片发送给别人的做法，形同将身体压缩为性器官，此举不仅令器官与人格解离，而且使器官与对于身体的整体视界隔阂开来。因此，身体的视觉化与性化使得身体与自我脱钩，使得身体成为迅速一瞥的对象，又令器官成为互动的标的。安吉提到的那些男性自我裂解的现象，说明他们也将女性视为一组分割开的的器官。
>> 自我的视觉化及其带来的新视觉机制是一种「物化」的过程，因为这过程将自我分解成部件，并且将这些「部件」放置在市场上，以便让大量互别苗头、已商品化的性的器官透过高速评价的形式被人分类拣选。由于性化过程将身体分解为性的器官，它倾向于将身体与其它社会身分的来源分开，从而反映并放大了身体与自我之间的二重性以及割离。此过程便是造成色情简讯越来越泛滥的主要原因。
>> 前现代的爱情评价者在作选择的时候，就好像在拍卖会上一样，因为他们是在客体稀缺的条件下操作的。现代的性与爱情的评价者在作选择的时候，则好像在超市里挑东西一样，缺乏明确的参考基准，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被导入消费市场中的爱情和性的行为，其价值都因此缩水了。由于性的行为者是在市场情境中邂逅的，因此这些行为者面临着我们所谓「情感通缩」（emotional deflation）的状况，这和通货紧缩的经济机制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商品整体价格或是价值的下降，乃是因为竞争压低了价格，或者因为更高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性自由、避孕药、女体被转化为性的图像、网际网路的技术，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造成以下现象的机制：增加性机会和性竞争、男人更有效率地利用性伴侣、性互动对于男性而言成本降低、男性控制的视觉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剩余价值、男性名正言顺地借由连续不断的性行为机会而获得地位。其结果是，在性市场上要嘛贬低女性身体的价值，要嘛使其变得没有价值，讲白一点，就是很难对这客体进行估值。如今，性邂逅已具备了一种市场形式，并且在经济上受到视觉市场的形塑，此一事实为价值的建立或是保持一个人价值的稳定（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造成了困难。
>> 由于性行为已唾手可得，所以现在的重点乃在于找出（或是发明）独特性，而这独特性便以我们所谓的「坠入爱河」或「恋爱」呈现出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找出自己得以依附的独特点。关系的性化会产生大量的性选择以及基准参考点的改变，从而降低了自我在估值、锁定单一对象、将他（她）独特化等方面的能力，也降低了自我在认知和情感专注的轨迹上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也就是在「物以稀为贵」的心态下看待对方）。
◆ 第五章 自由受到多重限制
>> 「恋人未满」式的互动，是当事双方明讲或不明讲而同意彼此维持一种「非关系」的关系。这种恋人未满的当事人没有或几乎不会擘划未来，不会公开出双入对，不给承诺，只想活在当下，通常（并非总是）以满足一方或双方的性需求为目的。卡萝琳并不知道自己投入的是恋人未满式的互动关系，然而对方却是了然于心的。恋人未满乃是随意性爱的延伸，是时间拉长了的随意性爱。它只能算是「非关系」，因为当事双方中至少有一方要嘛缺乏感情目标或是不愿想象未来，要嘛两者兼而有之。「除非另有通知」，否则此类关系将会一直拖延下去。恋人未满这一条路「无处可去」，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叙事性」（narrativity），其中的契约性质恰恰在于双方都同意彼此间的互动不算一种关系。在我个人的用语中，恋人未满即是一种非关系，是一种消极纽带，其中一方已在其上标记结局。换句话说，恋人未满乃建立在矛盾或是混乱意志之上（甚至建立在无关系可言的意愿之上）的情感契约。恋人未满是一种非关系（或者至少是位于积极和消极关系之间那不明朗的暧昧地带）的合意形式。
◆ 第六章 离婚是种消极关系
>> 有关爱的终结的叙事和坠入爱河的叙事截然不同，因为前者强调的是顿悟、启示或是理解，在那其中，当事人掌握了、看清了现实的新面向。
叙事的第二种形式是「嫌隙积累」：小事以及日常冲突逐渐破坏了亲昵关系的结构。在阿维赛·马格利特的用语中，此即所谓的「侵蚀」（erosion）。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杂事拆毁了原本将日常生活的结构缝合在一起的针脚。小事情不断累积，直到受访者走到自己所描述「覆水难收」的地步为止。在这种叙述中，当事人会搜集与对方有关的事实、行为、言语或手势，作为「我们的关系再也行不通了」的证据。
>> 「成长」指的是一种具备不断吸收新知识以及整合知识的文化能力主体性。但在这里，文化能力依循的是支配消费文化的新颖性和更新性的逻辑。当两个个体不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完善化」或更新时，即会背离伴侣原先对于彼此的评估，同时改变作为两个主体邂逅平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品的施动者特征。一旦个人藉由培养新品味来改善主体性，那么他（她）就会因为察觉与伴侣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实际上，这经常是消费品的天地）有所隔阂而打退堂鼓了。由于消费品建构了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由于这意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因此这些物品还可以令组织情感的方式崩解。消费品味的提升因此变成促使伴侣分手的施动要素，而且似乎是一个人「离断意识」（sense of separateness）外在化和具体化的锚。
>> 现代浪漫爱情最重要的一个新创点是，它被组织起来以确保主体的自我价值。然后，为了捍卫自我价值，个体会建立起自己的情感规范，亦即从内部的参考点评估关系和情感互动。心理自我会从自我特质的核心（个别的人如何感觉事物）以及一系列「后设情感」（meta-emotional）的规范（亦即有关情感的规范，例如：「你让我感到内疚，这样是不对的。」、「如果和你在一起我对自己感觉不满意，那就该离开你。」）来管理关系。讽刺的是，这也是情感冲突经常难以解决的原因。个体（尤其是女性）通常会发展出自己独树一格的情感规范性，这通常是藉由治疗和自助文化所习得的。这种独特化的情感成为他们赖以进行互动的基础，使他们评估这种互动是否合乎他们的情感所需，有时则出于相同的原因而断离这些互动。
>> 我们所谓的「爱的终结」现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乃是由自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位置而造成的结果，这使得自我必须单靠一己之力来确定其价值。价值透过四个不同的途径被建立起来：性化、消费品与消费习惯、情感本体论、以断离关系的方式来确认己身捍卫自主权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鉴于爱在家庭环境中被落实的方式，价值正是不断受到质疑的东西。然而它也是个体在投入和离断关系时不由自主且不断地执行的事，致使自我价值越来越像一种零和结构。于是，自我在性别、欲望、消费者身分认同以及情感确定性上深深依赖于他人，从而使自我将亲昵关系和婚姻视为对本身自由的一连串限制。其结果是令人惊讶的：离婚成为通向自由的另一条道路。
◆ 结论 消极关系与性的蝴蝶政治
>>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在其经典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开来：「说到自由，尽管这使人变得独立和理性，但使他变得孤立，从而使他感到焦虑和无力。」对于佛洛姆而言，自由乃具有深远之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它会造成焦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舍弃自由而就范于极权政权（或就范厌女主义意识形态、家庭价值观等）。佛洛姆并没有（也可能无能力）理解：对自由的焦虑乃是对自我实现之命令的直接影响，而非相反。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远非对立，而是很难加以区分。使自由成为这种规范性混乱和模棱两可现象的原因是，它是政治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是讲求本真之享乐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旗帜，尤其是（正如本书所强调的那样）视觉资本主义（即透过密集的、无所不在的视觉产业对性身体进行剥削的形式）的意识形态旗帜。视觉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组织结构像和故事的主要框架，而这些图像和故事使得自由成为西方社会成员具体的、实际经历过的现实。
>> 这类近似性的第一种，可在市场（作为组织邂逅的社会学框架）中找到。市场是行为者彼此之间交换东西的社会场域，并且受供需关系的制约。在传统婚姻中，男女（或多或少）是在社会群体的水平面上进行配对的，其目的在于将财富与资产加以最优化，而在性市场上，男女会根据性资本进行配对，非但目的不一而足（经济的、享乐的、情感的），而且通常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与背景（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或社会的），同时经常拿不对称的属性（例如美貌与社会地位）进行交换。资本主义与消极关系间的第二种近似性也源自于它的市场形式。它的典型型态是随意性爱，即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是以满足实用功能为前提的，从而模仿了消费互动及其享乐主义的前提（消费文化同样也反映了性）。
第三种近似性源自于如下事实：即由视觉资本主义支配的性，对男人和女人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女性透过消费市场修饰自己的身体，以便同时产出经济价值和性价值，而男性则消费女性产出的性价值，藉此作为男性竞争场域中的地位标志。
消极关系与资本主义间的第四种近似性，指的是对于被交易之物其价值的不确定感。对于自己和他人价值的不确定感是无处不在的，更何况视觉资本主义会使自我的价值迅速过时。由于对主体价值的需求已经增加（以「自尊」、「自我疼惜」与「自信心」的形式呈现），因此这一需求会让一个人一旦感知到对于自身的威胁后，即产生防御策略。
最后，第五种近似性在于两者均难以维系或形成情感契约，这是因为创新、地域的流动性、各种在有利可图之领域中的投资，以及生产与劳动力的灵活特性，使公司成为不承担责任的实体。
>> 有一种新的感知结构出现了。它跨越、流布并沟通了经济领域和性领域，并产生了具有许多定义特征的爱情与性的自我：灵活性（有能力在多个伴侣之间游走、有能力积累经验与多重任务）；适应风险、失败和遭拒的能力；不忠诚的本质（就像股东一样，恋人可能会选择投资于利润更高的「企业」）。性的行为者也像经济的行为者一样，带着敏锐的意识投身竞争中，同时培养出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及普遍的危险意识。普遍的不安全感乃伴随竞争性和缺乏信任感而来。其结果是，性的行为者开发了各种得以捍卫自我价值的技术，以便减轻焦虑，提高其（情感）表现并投资于不确定的未来，而这一切都是靠不断扩张之自助、心理和灵性的市场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