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读书笔记
为何心照不宣:沉默的心理定律
拒绝承认对某些事物有所感知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沉默无需成本、无需技巧，是表示公开否认的最佳途径。用沉默来否认经历过某事，用沉默来否认知晓某事，甚至用沉默来否认个人否认某事。毕竟有些事情被社会潜规则地预设为不说为妙，而擅自打破笼罩着这些事情的沉默氛围，便被视为是捣乱和破坏了生活平衡的一种莽撞行为。
在知晓—沉默—打破这一链式反应关系中，个人心理规则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因为尴尬，视而不见“非礼勿言”
200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叫我第一名》中的男主角布莱德患有先天性的妥瑞氏症，这种痉挛疾病导致他经常不自抑地上身抽搐并发出奇怪的声音，在求职过程中人们会对他的怪异行为露出疑惑甚至鄙夷的表情，却没有人公开谈论他的病情，布莱德只得逢人就主动地说:“其实，你可以谈谈这只大象”。
很显然，生活中有一些事实被掩盖是出于尴尬或难为情，比如涉及生理或心理疾病、自杀、家庭暴力——本质为回避性质的这种“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要求人们对某些他人或许不想让自己知道的敏感信息保持非礼勿问。
为了避免被对方认为是在多管闲事，无论是朋友或是亲戚邻里都可能对那些暗示着家庭暴力的种种迹象，包括大声争吵、女人啼哭、青紫外伤而置之不理，并将其视为“家丑不可外扬”的私人事务。更不用说，人们会忽视彼此的屎尿屁、浓重的口音、口臭或者忘拉的裤子拉链，并非他们没有注意到，而是出于礼貌、心照不宣。人们根据长久以往的教育和经验预设，这种“礼貌性的忽视”是符合社会预期的，而相反，不通人情世故则被视作是一种社会偏差。
(二)因为畏惧，置身事外明哲保身
弗洛伊德曾提出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理论。本我是人性中最原始的部分，其基本原则是追求快乐或舒适，本我不需要也不听从外界强迫自身按照社会的基本规则行事。而超我则与本我完全相反，它是一种自我典范，驱使人们在道德与良心的控制下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它是道德化、理想化的自我。
而人类是趋利避害的物种，本我设置舒适圈并对外界的危险有着天然的警惕，我们身边围绕着“个人空间”的泡泡，借此与他者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在短时间内本我迈向超我，从唯唯诺诺的本性变更为正义的化身需要经过漫长的心理斗争，这往往也是人们在面对危机之时不敢即刻挺身而出，事后甚至是多年后回想起此事而懊恼不已的原因之一。
“枪打出头鸟”。担心遭到骚扰报复，作为受害者却可以忍气吞声；害怕受到无辜牵连，目睹校园暴力却能够绕道而行；畏惧暴戾阴鸷的男子，人们躲在车后选择冷眼旁观。
(三)因为痛楚，避而不谈选择遗忘
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为了逃避认知失调，人们会采取沉默这一低门槛性的否认形式。在意识到某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可能会威胁到自身的心理健康时，出于本能人们通常会启动内在的防洪闸，单方面阻挡令人不快的消息进入个体意识。避而不谈则是最简单且奏效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
很多大屠杀后的幸存者会拒绝与后辈更不消说外人谈论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可怕经历，通过避免谈及而再次陷入痛苦的回忆当中。于是，在那些“不堪回首”岁月中故去的祖父母以及手足同胞就此长眠，湮灭于不朽的沉默之中。
“性”作为一种社会禁忌，同样归为不堪启齿的一类话题。学校或家庭教育长期教导或警告我们要贞洁时，却总是谈性色变，不会对性话题进行具体描述。“（性这种事儿）太可怕，丑陋羞耻，让人不安，还是不要讨论为好。”
当“性”与“痛楚”发生在同一人身上时，这种沉默会愈发坚固。“不去想了当做没发生过，慢慢就会遗忘”这种自我安慰称得上是“初级沉默”，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显示，沉默的极端是自我催眠、是默许纵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在访谈中说到，女孩被侵犯了有可能会潜意识让自己爱上对方。这种反向形成或文饰作用同样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在精神分析学中，文饰作用也被称为合理化作用，是指用一种自我能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来为自身行为进行开脱。通过催眠自己“我并没有被玷污，我爱他，他也爱我，这是正常的男女关系”，以此来缓解不可逆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凌虐。
(四)因为司空见惯，何须多言
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罗·戴维提出过“路径依赖”这一心理学定律，他认为人们一旦就某事做了首次抉择，惯性的力量会使得这一抉择不断进行自我强化，以至于很难再做出反向更改，正如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所谓“习惯成自然”。我们都被老师打骂过；都在食堂的饭菜里吃出过钢丝头发甚至是苍蝇；都无辜遭受过别人的白眼。对此类事件已然司空见惯，若将看似日常琐事搬上台面来谈论，总归被认为有些“小题大做”，瞻前顾后迫使人们保持沉默。
2018年7月，有新闻报道，常某尧在钓鱼时，偶遇20年前初中班主任张某，想起当年被张某殴打辱骂的经历，常某忍不住上前拦下张某，并在大街上狠狠扇了张某几个耳光。常某尧的行为固然无理鲁莽，他也为此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但也有人开始反思，原来有人在用近半生光阴去治愈那些幼时看似寻常且“一笑了之”的沉默。
沉默背后的隐性话语权力建构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显示话语暗含权力，最有效的规训形态并非暴力干预或肉体惩戒，而是诉诸“话语”，话语对主体的思想钳制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以范戴克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同样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话语权力来自于对稀缺社会资源的占有，如社会地位、财富、政府官职等。话语权力的本质分为集中的即权力集中在少数社会精英手中、授予的即权力由其所属的机构授予、压抑性的即以压制弱势对话方在社会活动中的话语参与为目的。
沉默看似是常见的个人特性。而以赛亚•伯林曾犀利地指出，被我们视为当然的事物，其背后亦有复杂的原因。沉默得以通行与其背后潜藏的话语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乌合之众:群氓压力下的负面极化
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在逐渐社会化过程中会隶属于不同的群体，不论是频繁接触、具有亲密关系的首属群体，还是弱连接、弱关系的次级群体，都无不透露着个体并非全然由自我操控，亦归属于与形形色色之人连接的群体之中。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到，“群体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意识”，此话虽然偏颇但也无不道理。
说话往往只要有一个人发声就可以，但沉默却需要所有人的配合。当人们共同规避众所周知的房间里的大象时，才能称之为沉默的“合谋”，这并非个人的一举之力，而是一种包含多人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共同否认中，沉默是一种集体行为，它需要合作，需要双方共同规避、相互否认。
合作意味着存在压力与博弈。德国社会学者冯·诺依曼在1980年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提出“沉默的螺旋”这一概念，作者认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个人在对周围意见环境进行观察、评估、预测后才会决定是否公开表明自身真实的态度,当发现自己位于“多数”或“优势”意见一列时,便倾向于积极主动地畅所欲言;而当发现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则会屈从于心理或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当“沉默的大多数”无所作为时，身处该群体中的个体将会被这种无声的压力所裹挟，出于心理协调人们都不希望成为异类，出于群体归属也不愿被众人排挤在外。针对某样事物，一方面是其他人明显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自己对此有所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易使个体产生一种混淆感，并进一步强化个体最终屈从于社会压力、选择否认的可能性。如非意志坚定且心理强大之人，很难跳出自我预设的舒适圈去冲向未知的风险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博弈的大多结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中痛骂与司机抢夺方向盘的乘客一百遍，嘴巴却不发出一点让人察觉的声响，用“思想上的巨人”踩毁“行动上的矮子”，以此获得阶段性的胜利用来消解心中的羞愧。通过共同地不看和不做，或者不听或不说，人们建起了一道“双层墙体”的沉默。这种沉默愈发极化，“沉默的螺旋”愈发向一方倾斜直至崩塌。
(二)认知框架:传统涵化下的社会准则
忽视某事物并非简单的“不关注”。这种忽视通常是某种积极压力的结果，而压力则由社会传统的关注模式所诱发。该模式以默许规则体现出来，用来规范某种情况下人们该如何投注自身的注意力，该模式同样会在人们视之为背景“噪音”与视之为值得关注的事物之间划出界限。
对于判断何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从该准则中，个体能清晰地意识到“关注”和“忽视”的心理活动所依据的规范是什么。
但这并非人们与生俱来的技能，而是在长期的涵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认知框架。美国传播学者G.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表明大众传播对社会“共识”、对人们的“主观现实”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及学校教育、随处可见的传播媒体等都在持之以恒地向个体灌输某种符合社会规范的准则，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个体会逐渐形成某种习性或认知框架，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时，大脑就会先于个人行为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和认知。
而本质上，人的一切思维活动，都是在认知框架中进行的。人们所有的想法、认知、理解及行动，都会受到认知框架的束缚和规范。像是一株正在成长的树苗，在初期阶段小树苗的歪斜或分叉都会得到及时的修正，待树苗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不必如此悉心照顾，因为它恐怕已经知道，自己该往哪条基准线长才会符合种树人的期望。
人类同样如此，在哪种情况下、对于哪些人、哪些话题该保持沉默已然烂熟于心。尽管沉默的标准只是由外界给定，尽管这种沉默并不总是合乎时宜。
(三)议程设置:文化霸权下的环境拟态
本文探讨了促成沉默合谋的规范性压力，然而，迫使这种忽视产生的社会性压力，只有一部分源于规范。社会和政治共同限制并规定了个体的注意力所在，以及可表达的范围，即我们的看、听、说都会受到社会规范与政治的双重压力影响。探讨“沉默”这一话题需要观察权力在我们注意力和话语表达的社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社会关系中通常都包含权力，沉默和否认也往往是权力分配不均的产物。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这一观点认为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的并非高压性统治，而是基于统治者通过教育、文化和传播的渠道等意识形态制度及活动，塑造共识以及文化领导权。他将“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是私人组织的总和，例如学校、媒体机构或教会等，它们通过长期的宣传、教化和渗透，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的，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或霸权中来，文化霸权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国家权力以直接或下放的形式、通过议程设置的手段而达到对他者可关注及可讨论范畴的控制。例如通过明确什么是议事日程中要讨论的（也暗含了什么是不予讨论的）的社会争议，就正式地界定了哪些是可以搬上台面、公开谈论的话题。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议程遮蔽也在暗中提醒人们，该关注什么不该关注什么。
让合谋性沉默比起掩盖行为更险恶的是沉默话题本身就极少被共谋者所公开讨论。与公开表示“此事免谈”不同，共谋者拒绝承认自身正在规避某话题这一闭环式行为，导致了沉默背后暗藏的微妙的社会动态结构被掩盖。
平庸之恶：沉默的帮凶
“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马丁•路德•金的这句箴言表明沉默不是金，更有可能是刺向他人心脏并使自身被利刃划伤的剑。
“非礼勿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自古以来都被奉为待人接物的四字真经，殊不知这种看似无恶意的沉默有可能也是一种“平庸的恶”，可能演化为作恶者的共犯。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恶之平庸性”这一概念，恶的化身不一定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的、勤劳的甚至是敬业忠诚的普通人，他们绝大多数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在作恶，他们是明知悲惨结局却仍严格执行、愚忠于上级命令，将犹太人推向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班列车的纳粹军官；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无恶意的闲人看客”——在一生的看客生涯中，他们看着别人的苦难不幸甚至是死亡，依然像阿Q一样大喊，“杀革命党，哎，好看好看”；是新冠疫情中在网络上开地图炮、对手足同胞苛责辱骂的键盘侠；是目睹校园霸凌、性骚扰、家暴、公交车司机与乘客发生口角争执而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保持沉默、司空见惯、冷漠的人们。
不可否认，某些合乎时宜的沉默是确保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结构顺利运作的提前，但知晓沉默的个人心理定律及隐藏的话语权力对于打破不正当的合谋性沉默、抵抗制度性遗忘也无疑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对“恶之平庸性”保持时刻警惕，或许会免于沦为沉默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