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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立德、立言
曾国藩儒生半世,但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以至于被说成“杀人如剃头”。从此,“曾剃头”的名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
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
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
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
他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
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
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
另外,他的文学成就颇高,以至于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曾国藩成为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三不朽”事业的少数人之一。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对待历史,比较客观理智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历史去臧否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来衡量。
也许,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到了最好。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没有缺点,比如他有些优柔寡断、过于守旧等。
我们不能苛求他所具有的缺点,责备求全地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身上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
借小说中曾国藩评价王夫之的话:“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时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则当尽力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