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洗礼证明填得残缺不全,在他人屋檐下出生又死去,身后几乎没有什么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从外祖父开始,成长的环境才终于让人真正有家的感觉,不再是通过每天的劳动勉强换来的栖身之所。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财产却少得要倾尽心力才能勉强保住,所以抱负远大的小业主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积攒。于是,我的外祖父就一直积攒,直到在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丢掉了所有积蓄。接着他又重新开始积攒,不是把省下的钱堆积在一处就算了,而是采用了压抑个人欲求的方式,同时还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而他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反正是从一落地就连做梦也不曾想过要有什么不一样。
身为一个女人,出生在这种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是致命的,当然这件事也可以让人宽心地来看待:至少不用对未来感到恐惧。节日时在教堂前集市上给人看相的女人从来只给男孩儿看手相占卜未来,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毫无机会,一切都注定了:男人小打小闹的调情,吃吃地一笑,短暂的目瞪口呆,然后是第一次陌生和克制的表情,随之又开始忙里忙外,一个个孩子出世,忙完厨房的活儿后再跟家人待一会儿,从一开始说的话就没人听,自己也越来越不听人说话,自言自语,然后是腿脚的不灵便,静脉曲张,只剩睡觉时的一声嘟囔,下身的癌症,最后,注定的一切随着死亡而圆满。就连当地女孩儿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也是这样: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故事是从母亲突然对一件事产生兴趣开始的:她想上学,因为尚在童年时,上学就让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当时就像人们所说的:“我自觉了。”这是她平生的第一个愿望,并且也说了出来,不断地说,直到最终变成固执的想法。母亲说她“乞求”外祖父允许她去上学,但这是不可能的:打一个手势就足以了结这事。他摇摇手,这种事是无法想像的。
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对——尽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后还在渴望能够对什么人产生类似的感情,就像当年渴望这个银行的家伙那点可怜的例行公事的体贴。但是没有另一个了: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
生活让他感到失望,他越来越孤独。“自从了解了人,我就爱上了动物。”他说。当然,这话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你不害臊吗?”或者“你应该感到害臊!”这始终是人们要求小姑娘,特别是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儿的一条准则。在这种信奉天主教的乡下,谈什么女人的个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虑,太冲动。
住在柏林潘科区转租来的一个大房间里,丈夫,有轨电车司机,酗酒;有轨电车售票员,酗酒;面包师,酗酒。妻子带着期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不断去找东家,哀求人家再给一次机会。这个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对母亲来说,战争并不同于对我的意义,它不是来自孩提时代,能够影响未来情感世界的恐怖幽灵。
友谊在这种多半限于持家和纯粹过日子的生活形式里顶多意味着关系比较熟,并不是说能够向别人敞开心扉。反正大家心里清楚每个人的烦恼都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人想得比较开,那个人不太想得开,全是性格使然。
一出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其中有条不紊地剥夺了人的尊严。一次次跑去求哥哥再收回一次成命,不要解雇酒鬼丈夫;恳求检查非法收听的人不要揭发家里没有登记缴费的收音机;强调自己作为国家的女性公民也有资格获得房屋建设贷款;为证明自己的贫穷在各个机关之间奔波;每年都得为当时已经上大学的儿子申请贫困证明;申请病假补助金、子女津贴,申请减少教堂税——这大多数都要靠别人大发慈悲,不过即便那些依法应该享有的也需要仔仔细细地证明,直到千恩万谢地收到作为慈悲心证明的“批准!”。
他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去问她为什么讨厌自己——她当然每次都回答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不依不饶,又问她自己真这么让人厌恶吗。她安慰他,随后对他更加厌恶。两个人能白头偕老并不让她感动。但表面上看,她因为他改掉了殴打自己的习惯,也不再是自己的对手而变得温和。
活着成了一种酷刑。但是她同时又惧怕死亡。
她打发孩子去睡觉,自己坐在开着的电视机前。前一天她去了理发店,还修了指甲。她关上电视,走进卧室,把一身两件套的咖啡色套裙挂到柜子里,吃下所有的止痛片,里面混着所有治疗抑郁症的药,穿上生理裤,里面还衬上纸尿裤,又另外加了两条裤子,用一条头巾把下巴扎紧,没有开电褥子,穿着一条长及脚踝的睡裙躺在床上。她舒展开身体,将手叠放在一起。在那封内容基本上是交代如何为她办理后事的信里,她在结尾的地方给我写道,她很平静,很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但是我确信事实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