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者》读后感
坦白来说我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读到过第三视角描述的心理疾病患者，我对于抑郁在文学里最直观的感受是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邱妙津在巴黎自杀前零零散散地写了很多封信，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自我的剖白，她是如何在爱里迷茫、承受、痛苦、挣扎，我知道这些词实在算不上一些美丽的、中性的词汇，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动听，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一个湿漉漉的人，无论如何跳动着的篝火都只会灼烧她，让她最后蒸腾着化为一片雾气消散——这也是我能感受到的心理疾病患者。
于是在读《素食者》前两章的时候，随着丈夫、姐夫两位男性视角的演变，我有种淡淡的迷茫与困惑，我隐约能够凭着书的主要基调感受到女主人公英惠想要变成植物有家庭在推波助澜，直到第三章增加了姐姐仁惠的视角，我才渐渐回味过来——两个人都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来自家庭的与社会的压迫。英惠是家庭里被夹在中间的二女儿，童年时目睹父亲虐杀狗的场景，成为她精神创伤的来源，成年后父亲强迫她吃肉，不惜斥诸暴力手段，却没有人真的拦住父亲；英惠是婚姻里最优的社会化选择，丈夫和她结婚仅仅因为她“普通到不会惹麻烦”，在英惠拒绝吃肉以后，他恐惧和担忧的对象是妻子的所作所为会威胁到他的社会体面，于是在意识到无法改变妻子后，他选择将妻子驱逐出自己的生活。仁惠是家中的“长女”，被迫承担着家庭的经济与情感责任，她放弃个人理想成为超市员工，用微薄的薪水支撑家庭，却始终被父亲贬低为“无用”。她的婚姻同样是一场交易，面对丈夫的出轨与冷暴力，她依然选择用隐忍维持家庭的完整与体面。社会对于她们共同的要求是，扮演好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出现任何偏离都会被以语言或行动的方式施以惩罚，比如英惠的艺术天赋被丈夫嘲笑为“主妇的消遣”，还有英惠与丈夫日常相处中潜在的被合法化的性别暴力。
因此，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也只是在一线之间，变成植物成为了一种反叛，发疯也成为了一种反叛，这种反叛是对父权制、社会规范的双重威胁，由此被集体冠以病态的头衔，医生诊断英惠为“缺乏蛋白质”，媒体将她妖魔化为“疯女人”，精神病院用强制喂食和电击治疗“矫正”她的异常。这样的做法，让人想到了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的观点，古典时期疯癫被视为道德堕落（如与懒惰、犯罪并列），而现代社会则通过精神病学将其转化为“疾病”，以科学名义实施更隐蔽的控制，英惠的经历恰好与此相呼应，传统的道德审判（如母亲威胁“不吃肉会被世界吃掉”）结合医学话语的病理化，带来的双重压迫，加上英惠自身话语权的缺位，反抗最终消失为一场成为植物的幻想。这一切都像一场隐秘的猎巫行动，剿灭当代社会里拥有身体自主权的女性，让她们内化为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
最后姐姐来精神病院看望英惠，英惠被抗去注射米汤的时候，我在想英惠挣扎中有没有一瞬间的思考是希望姐姐可以理解她的呢？还是说从童年姐姐拒绝和她一起离家出走，带她重新回到那个对她施加过精神与肉体双重暴力的牢笼的那一刻，她就不再需要理解了呢？
姐姐是懦弱的，是可怜的，是临英惠了才慢慢有自我意识的，姐姐看着在精神病院苦苦挣扎的妹妹才逐渐回味过来妹妹“发疯”的理由，才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牺牲与忍让，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无法忍受，可是又总会想起儿子知友带着些许天真问出的那句“这样呢，妈妈？这样做会让妈妈笑吗？”。看着结尾，我总会想，她会变成一株植物吗，还是她将一直隐忍直到知友长大直至生命消失，死后再祈祷成为一株植物，根系紧紧抓住土地，向下汲取向上突破，为自己。
结构性的困境从短期来看难以破除，社会依然在不断地通过定义“正常”的行为来排除异己，并以“治疗”或“矫正”之名实施暴力。变成植物是韩女的“发疯”文学里独特的反抗，成为一棵树的意象实在是精妙。树是自我的自由的，吸纳阳光雨水吞吐气息，比安静的盆景更延展；树是庄严的肃穆的，比矗立在远处的群山多一些生机；是有根系的，可以持续孕育力量的；是包容的磅礴的，比奔涌着向前的江与浪更深沉。树实在是完美的象征。
在无需言语的天与地之间，动物是必然有着血与肉的生，植物是无声的兴衰荣枯，茎叶断裂时淌出的绿色的汁液，年轮走入尽头时变得干瘪的枝条，这些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远不如和人有着近似构造的动物。于是，在宗教信仰里植物总是被赋予灵魂的，让植物拥有宣泄的出口，不再喑哑。
当灵魂落在一棵树上，当肉体不再被限制，嗵一声落下——果实裂开寂静的壳，脚下绽出血的痂，嗵一声落下——根系是倒悬的星群，枝桠漫向天空生根发芽。